在我国王朝历史上，商代是一个充满野蛮、残暴、血腥而崇神尚力的时代，它处于一个奴隶社会向君主专制过渡的社会转型期。贵族统治集团以狂暴的宗教祭祀、巫术占卜来替天行道，预测凶吉，神权天威至高无上。奴隶成为这个社会最大的牺牲品，他们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人，只作为贵族统治集团者的私有财产，与牲畜一样，在祭祀、陪葬活动中可以被任意宰杀，然而，商代为礼制、神灵而创造的青铜文化却恰恰成为华夏民族后世标举文明的历史开端。  

　　这一时期的青铜艺术经过史前文化漫长的孕育，至商代已经达到鼎盛阶段。同时也因甲骨文的巫术刻划，有着中国信史文明的开辟之功。在生产力相对发达的商代社会，人类群体有着严酷的等级壕沟。贵族对奴隶的压迫、巫术活动的盛行、君王率民以事神，就成了这个时期社会的基本特征。反映在精神文化层面，商人则仍在自然神和祖先神的压迫下跋涉，他们正是靠着天神和祖神的威严，同时靠着统治阶层的力量和斧钺的凶猛，吞扩疆域，维系天下，这便使如此残酷、野蛮的杀人和祭祀，成为一种庄严崇高、神圣的信仰和仪礼。而所有这些则以物化形态最集中地凝结和积淀在了商人最珍贵的青铜铸造上和青铜纹饰中。  

　　在秉承王权神圣意志的商王朝，青铜礼器被用于贵族君王的祭祀巫术活动，被当作崇贿神灵的神器虔诚跪拜。时人没有把它当作艺术品来欣赏，但创制礼器的艺术家，则成功地运用了完全符合这种社会功能表达的程式艺术，沿着一贯而既定的审美标准成功创制了难以计数的传世精品。兽面纹在商至西周的青铜礼器中是最主要的器饰主题和纹样，同时也与人面纹、鸟纹、夔纹、龙纹等交替互渗，似是而非，具有演化变体的多样造型，始终占领着象征神灵的主导地位。多数器饰的造型均为兽面纹居中，鼻、口垂直的扉棱两边对称，陪衬的副题花纹则点缀在次要位置。这些冷峻的神态造型，都更多给人以威严神秘的诡异色彩。突眼、獠牙、牛鼻、犄角，一副原始恐怖的假面。而在一件器物上同时铸有多种动物造型，有的则把几种动物特征复合成一个完整的造型，很像复合神的样子。这反映了当时社会是一个被动物神话图腾占据着的图像天地。富丽繁缛的器饰，周身布满由龙、凤、夔、虎、羊、牛等变形而来的装饰纹样。口端、顶盖、边沿也多铸造有神态生动的造型，动物凌厉的角和爪、卷曲的翅和尾、圆瞪的目、尖锐的牙等又常常被有意地加以突出表现。更多的则是以棱鼻为中心，两个侧身的夔形对接，正好拼成一个正面饕餮，同样形成尖角翻卷、双目圆瞪、龇牙咧嘴、利瓜大张的状态。在众多造型中，饕餮的形象是最为恐怖的，即口中含着人头的凶兽，食人未咽，巨口大张，这种造型不但多见，而且都刻在尊贵庄重的礼器上。此外，鼎的把手和铜刀的刃部都以人头为征服对象。饕餮的变体造型也形态多样，有的似虎非虎、似羊非羊、似牛非牛。其实，从众多纹饰中不难发现，凡有饕餮纹之处，配合纹饰多有夔纹，这说明夔纹才是饕餮的原形。夔本身已是经过变形幻化的图腾之物，夔又是由简化鸟的变形而来，在源流上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这众多禽兽的造型无疑都是商人乃至史前部族图腾的标志。虎、豹、熊、罴、猪、象、牛、羊等大多被归在鸟的大类之中，说明这些虎族、豹族、熊族、罴族等已经成为以鸟为图腾的殷商大族的一部分。久而久之，饕餮便被提炼成一个综合的奇形怪状的兽面。可见兽面纹的确是一种神圣王权的象征。君主掌握了兽面神器，就意味着人神合一，至尊高贵，即拥有神的权力，也成了神之子及其化身。  

　　殷商王朝以特定的社会制度造就了以狰狞为美的审美文化时尚，也是我国奴隶制残酷本性的体现。艺术是为适应王权和暴力的需要而被综合加工的结果，目的在于引起神秘恐怖和敬畏的心性，从而达到奴隶对奴隶主、下属对国君统治的屈从，类似野生动物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人性被桎梏在强权的重压下。然而在这样一个畸形的社会状态中却能产生如此美不胜收瑰丽多姿的青铜器，的确是艺术史上的奇迹。而且是以喷发式的姿态、以壮观、惊人的辉煌之势，划破人类历史黑暗的长夜，成为华夏民族史上第一缕文明的曙光。堪称世界古典艺术的瑰宝，这也是西方古典写实主义传统无法产生的浪漫主义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