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迄今中国无与匹敌的青瓷古窑迹，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符号。在学术上，它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浙江龙泉这个偏僻的山区，为什么会出现如玉一般美丽的青瓷？那些青瓷又是怎样走出这个山区而被世人所获知并欣赏？有了这种种的神秘及猜想，专家、学者、青瓷爱好者从全国各地纷纷慕名而来。  

　　冬日，当人们站在大窑龙泉窑枫洞岩窑址现场，无论是那些用匣钵垒筑而成的居所，还是那些数尺窑壁中显露的炭迹，都会令人感到一阵阵的震撼！  

　　这是一个令世人惊叹的高品质的龙泉窑遗址，它是迄今中国无与匹敌的青瓷古窑迹，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符号！  

　　经过考古队员们4个多月的野外考古发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窑龙泉窑枫洞岩窑址考古发掘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1月20日，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龙泉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的“大窑龙泉窑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发布：大窑龙泉窑考古发掘惊奇地找到了龙泉窑在明代烧造宫廷用瓷的实物依据，确定大窑枫洞岩窑场的生产性质为承接官府订货生产官用瓷器的窑场，确认明代是龙泉窑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  

　　这是对一直以来学术界公认“龙泉窑至明代已衰落”说法的一次可喜颠覆，这一发现，在学术上，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开场遭遇“零收获”  

　　2006年9月6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龙泉市博物馆联合组建了由13人组成的考古队，开始对大窑龙泉窑遗址的枫洞岩窑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 

　　枫洞岩窑址位于大窑龙泉窑遗址内，是龙泉窑的起源地和中心产区。当然，也就成了此次考古发掘中的“重中之重”。北宋时，龙泉窑已相当繁荣，到南宋和元代，更是达到了鼎盛。那时，这里曾是“沿河十里，瓷窑林立，烟火相望”的景象。  

　　大窑岙底枫洞岩的中心部位，两侧的山峦脚下，有一块相对平坦的地。这个地方地势较为平坦，几十米之外是溪流，既有制瓷业必需的水源，又有适合建立作坊的平地，还有建窑炉的缓坡，特别符合烧窑“工场”的要求。在考古发掘的开始之初，专家们在这里圈了一块10×10平方米的探方，定为第一个“开拓”的目标。  

　　考古专家们在探方中作了一条小探沟。10厘米，黄土；20厘米，黄土；30厘米，几块碎瓷片，质量不高；40厘米……  

　　铲子一直往下挖，专家们的心越揪越紧。就连周围过来帮忙的村民也在边上议论起来：“不是说会有国宝的吗？怎么就收获了这么几块碎瓷片？”  

　　挖到2米多的时候，基本已经看到生土了，考古队队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沈岳明终于无奈地喊停。“这里肯定不是作坊，要不然不可能这么深还没有一点人工迹象！”沈岳明指的人工迹象，是大量的碎瓷片、烧窑的工具，或者人类居住或工作过的痕迹。  

　　大窑龙泉窑的第一周发掘工作，以“零收获”收场——第一个最疑似“窑场”的探方中，除了几片毫无价值的碎瓷片外，只有遍地黄土。  

　　“顾氏”瓷片藏玄机  

　　面对开场一周“零收获”的打击，久经考古“沙场”的专家们也有点沉不住气了。沈岳明显得有些心急，毕竟他为大窑龙泉窑遗址开掘的申请进行了长达4年的努力。白天不懈的考古发掘，到了晚上，考古队所有成员就经常在一起议事、开会。“这么平坦的地方，面积又这么大，理应是个作坊，但目前的情况看来，这里很有可能是个晒场。”考古队员、龙泉博物馆的杨冠富进行了大胆的推测，他的推测让大家眼前一亮。  

　　接下去，考古队开始在几个相邻的不同位置，选取了三块平地作为探方，一齐下手。“沈老师，对了！对了！”负责2号探方记录的小许，兴奋地朝着沈岳明大喊。才掘到30厘米深，粘着黄土、模样略显“丑陋”的瓷片就大量显现出来。考古所的一个队员从众多的瓷片中拣起一片，发现上面有些花纹。再仔细一瞧，不禁喜出望外：“是字！”沈岳明凑近一看，果然发现有“顾氏”字样。“顾氏”是谁？这个“顾氏”和大窑龙泉窑又有什么关系？考古人员隐隐预感，龙泉窑会有“大发现”。  

　　“‘顾氏’会不会就是明朝的一个督窑官？”杨冠富又对“顾氏”含义提出了推测。他说，在龙泉县志中曾记载，明朝正统年间，皇帝曾派了一位督窑官来督窑。而这位督窑官的名字就叫顾仕城。  

　　沈岳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顾氏”有可能是一个商号。因为缙云、庆元都曾出土过刻有“顾氏”字样的龙泉窑青瓷，而那些地区不可能是由同一个督窑官管辖。因此龙泉县志记载顾仕城身份是督窑官，可能有误。”  

　　“顾氏”应该是当时一个龙泉窑的品牌，以窑主的姓氏命名，顾仕城也许就是窑主。当时属于“顾氏”的瓷窑遍布包括龙泉、缙云、庆元在内的丽水地区，相当于在各地开了一系列龙泉青瓷的连锁店，瓷器由“顾氏”的窑统一烧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