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老人黄乃海一纸诉状寄往北京第一人民法院，将央行告上法庭，要求央行采取公平方式，向海内外增发奥运纪念钞。  

　　（本报昨日报道）  

　　作为国内首例叫板央行的公益诉讼案，其意义并不在于一定要胜诉，而在于表明一种理念，对公众和公共部门都具有一种启示意义。这就是，公共部门的行为必须考虑公众的需求，公共部门理应时时检点自身行为是否适当，而不能随心所欲，此其一也；其二则是，公众对公共部门的行为有权加以审视、质疑，如果发现有漠视公众需求之处，就有必要起而维权，甚至诉诸法律。  

　　这次央行发行纪念钞，600万张的发行量相对于我国13亿人口来说，杯水车薪，以致当天就增值百倍以上。这样做，除了让少数人获取暴利，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哪怕获取暴利的程序绝对公正，比如经过彻夜排队、绝无走后门之类，也还是不能消弭其先天的不公平性。纪念钞的纪念性，应该是通过流通显现的。在流通过程中，让人知道北京奥运，让人知道奥运纪念钞。当纪念钞在使用者手上传递的时刻，就把喜庆祥和的氛围传递了。现在一发行就被十袭而藏，就被高价炒卖，绝无正常流通的可能，其广泛的纪念的功能何从实现？所以，这样做除了不公平之外也不合理。  

　　显然，央行这样少量发行的着眼点更多地在于收藏价值和增值功能。此种考量完全偏离了发行纪念钞的本来意义。其实，本身具有功能性的潜在藏品，在其制作之初就不应该作收藏方面的考虑，这才是真实的。其收藏价值是历经岁月沧桑、随存世量的减少而逐渐显现的。如果制作之初就刻意作收藏价值方面的安排，其本身固有的功能无法实现乃至完全丧失，那就失真了。  

　　纪念钞的发行是等值兑换，它不同于纪念邮票，完全没有商业目的。所以，既谓奥运纪念钞，其根本要义在于“纪念”，其固有功能还是流通。基于这两点，发行者就应该充分满足公众纪念北京奥运的需求。奥运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奥运，而是全世界的奥运，那纪念钞就应该在世界范围发行，充分满足世界公众纪念北京奥运的需求（顺便可以换取外汇）。应该让大量的纪念钞流通，让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奥运，都知道奥运纪念钞，最大化地实现其当前的纪念性；而相对较少的部分自然沉淀为藏品，实现其永久的纪念性。这才是央行发行奥运纪念钞合情合理的诉求。  

　　笔者认为，不管黄乃海能否胜诉，不管央行会否增发奥运纪念币，央行都应该从这个诉讼中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失当，“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倘能如此，黄乃海也就不虚此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