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邮政报》开辟“戚继光”邮票原地探讨专栏后，除拜读了几位先生的研讨文章外，自己也查阅了一些以前没有认真涉猎过的明史资料，确实增长了许多知识。近读《中国邮政报》发表的沈献智先生的《驳戚继光邮票最佳原地定远说》一文，认为值得商榷的地方太多。由此，对端木水平先生认为《古代名将——戚继光》邮票中的“练兵”、“大捷”最佳原地应在浙江临海之说也不敢苟同。 

　　先答沈献智先生问。 

　　第一，从史籍中查到，戚继光六世祖戚祥参加明朝开国征战二十余年，阵亡云南，朝廷念其功高，封其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佥事。到戚继光时已历六代，均为世袭佥事，都是步入仕途的开始，为何只有戚继光在历史上留下最耀眼的闪光点呢？若不是他一生功高业重，恐怕也只能和他的前几代祖宗一样，到佥事这一层就画上句号了。 

　　第二，清朝道光年间编修的《定远县志》曾这样记载：戚继光被罢官从广东回乡到定远祭祖，改造故居为陵堂，并在镇东建立一座儆戒后人的怨言塔，主持修建了一口象征“明”字的日月井。定远城南大街原先建有戚家老宅，戚继光祭祖后就住在那里。旁有一条东西长约1公里的宽巷，巷东头有一土台，戚继光经常组织青少年在此练习刀箭，演习阵法，后人称此巷为“操箭巷”，至今仍存。 

　　第三，戚继光战刀上刻着“万历十年 登州戚氏”，这很值得探讨。既然战刀上所刻时间为万历十年，万历十三年戚继光遭诬陷被罢官，在他回归定远途经皖南休宁县时，当地官员吴伯宁、胡立章邀他和随员登游齐云山，戚继光题字记游：“定远戚继光同新都汪时元、邵正元、汪道会游此。时万历乙酉八月既望。”县官吴、胡将题字刻于山石壁上，现仍完好存在。这岂不是更能证明戚继光“对自己身世的最后定论”吗？ 

　　而端木先生所称“从戚继光的成长历程和军功战绩看，最主要也是最著名的战绩是浙江台州抗倭大捷，亦称九战九捷，彻底消灭了侵犯台州的倭寇，这是中国战史上灵活用兵，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邮票画面中的‘大捷’，除指浙江台州，别无其他”的观点，笔者认为与史实出入较多。 

　　从史料分析，台州大捷之后倭寇兵力仍很强大，且屡犯福建和广东，只有在戚继光到福建对倭作战获胜后才使倭寇元气大伤，最后戚继光在广东捣毁勾结倭寇扰掠沿海百姓的一伙海盗，从此“基本荡平东海沿海倭患”。福建的平海卫胜利、广东的南澳岛胜利都是大捷。 

　　既然邮票名称仅标注为“大捷”，没有特指台州二字，那就是泛指。戚继光从戎四十余载，大小战事数十次，在浙、闽、粤、京、冀、辽等地均有著名的战役并取得胜利，怎么可以认定“大捷”的最佳原地“应在浙江临海”呢？ 

　　再看邮票第一图“练兵”。可以肯定的是，戚继光一生在军中任过十几种职务，指挥战事数十次，其练兵绝不仅在临海。所以邮票中的“练兵”一图以明隆庆六年戚继光在密云、遵化举行的那一次练兵最具典型性，影响最深远。而在其他地方利用战争间隙进行的练兵（包括邮票背景图案中的局部场景构思），只能位居其次。 

　　总之，经过近几个月查证史料和反复学习思考，笔者认同端木先生“邮票反映历史，历史映衬人物”之观点。正因为此，我们在对待今天发行的历史人物邮票问题上，应尽可能遵照他们所处历史时代的特定环境，力争做到客观、全面处理，切忌只看一点一地，忽视异地多处，否则将会发生难以弥补的谬误。鉴于此，笔者在前几篇探讨《古代名将——戚继光》邮票原地文章的基础上，还是同意把安徽定远作为主原地（最佳原地），浙、闽、粤、京、冀、辽等地作为次原地（相关原地）较为妥当。 

　　笔者之所以主张戚继光的祖籍为定远，不再上溯，原因是按中国民众的一般习惯，所说的祖宗大多以“五服(府)”为准，即父、祖父、曾祖父、太祖父、高祖父。从戚继光上溯到戚祥，也正符合约定俗成的民间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