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店2008年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晚清重臣骆秉章一封上奏给咸丰皇帝的奏折，经过一番激烈竞拍，最后以30万元落槌，比预期7万元的拍卖价格整整超出了4倍。这一偏离预期价值的成功拍卖，源于越来越多的收藏家对名人信札其独有的文化内涵的关注，同时也预示着名人信札在收藏方面巨大的升值空间。
一封信札一段历史
“对于名人，也就是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人来说，一封信札其实就是一段历史。”广东省著名收藏家唐智勇就首肯了名人信札的价值。
“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信札是写信者当时最真实的情感表达。字体、内容、用语等，都是侧面反应写信者与收信者之间的关系。其二，名人效应。在社会上知名度比较高的人，同时也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唐智勇向记者解释，名人的影响力，促成了今人对他们信札的关注，希望从他们的信札中，找出那段原始的、真实的历史。
唐智勇的这一解释，从信札的起源和发展上诠释了信札的本质。
信札又称手札、书札、笔札，由古代尺牍演变而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书信，那时书写书信都是在竹简或木片(牍)上，而且受书写材料和文字等局限，文辞比较简练。到了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书信才随之得以发展。在书信最发达的时期是明末清初，一大批文人墨客于书信中抒发胸臆、互通信息。在书信的语言方面，清以前均为文言文，清末民初开始流行白话文，康有为、梁启超等大学者也用白话文写书信，“五四”以后，白话书信体散文形成风气。
从信札内容看，是写作者当时最真实的情感表达。但是单从信札内容看，信札难以成就“抵万金”的价值。因为信札内容可以抄录或者复印，炮制出内容一致而情感各异的赝品。由于信札是人们在随心所欲、随情而至创作的“小品”，无心插柳，更真实地表现出一个人独特的风格。
唐智勇指着墙上一幅装裱十分精致的信札向记者介绍，“这是收藏家丁福保民国时期写给朋友孙卿的一封信件，呼吁他们对教育的支持和捐款。”
信中写道，“行乐教育莘莘学子亦为当务之急，舍弟赞助在前开设已有一年成绩尚佳，现拟扩充校舍整备立案务祈先生赐予协助玉成，不胜感激祷之函揣此敬请。”其字体端庄秀气，语气郑重诚恳，丁福保作为当时颇有名气的大收藏家，还这样为国家的教育事业而奔走，可见其心拳拳，其情切切。
此外，名人信札可以告诉某些政治背景。西安事变中，某些信札的可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后来公开的刘鼎给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等人的四封密信中，有力地证明了中共并非“西安事变”的同谋。
与此类似的还有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写给何柱国将军的密信，写作时间是在1931年10月9日至12日，即“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寇的侵略行径正在不断升级之中。这封诞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信件蕴涵丰富的历史信息，既是研究“九一八事变”也是探索“西安事变”的重要历史资料。
“事实上，名人信札的每个细节都可能透露着信息。”古代名人写信时使用的信笺材料，可以反映出当时的造纸技术水平；涂改部分也可以透露写信者确定后又否定的情绪；文字用语反应出写信者与收信者的关系……这些元素比较完整地反应了当时的情况，“即便是写作者故意写出内容不真实的信札，信札的其他元素也将反映出该信的不真实”。 唐智勇如是说。
名人信札的三大收藏价值
相对于其他的史料记载，名人信札算是比较真实也比较全面地反映历史的证物。正如唐智勇所说，“名人信札兼具有史料、文献、文学、书法、文物等多方面的价值。”
作为最及时的实况记录，在不同的人群立场，也有着不同的价值点。名人信札的价值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它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因为名人信札对于其作者所处时代的时事、政治、人情世风以及与友人在诗文唱和、学问探讨等方面皆有反映，可以说，从某个侧面真实地记录或反映了名人的思想、学术观点以及一些工作和生活情况，也是人们研究这一段历史和名人的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