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老人，历经清末、民国、新中国，他们有不同的身份和境遇，但是他们都与古玩有着难解的情缘。在他们身上，你能看到一个时代的变迁。
[1949年以前]
“民国时候家里就有电话、冰箱、电扇了，卫生间里使的是抽水马桶，洗澡还有浴盆。我想那会儿我家应该算得上是中产阶级吧。”
王同仁出生在1952年，那一年他父亲整60岁，老来得子，对他的宠爱自然是不必多说，“那会儿我们家用在炭儿胡同住，从27号到30号这4个院子都是我们家的。小时候，我就喜欢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骑脚踏车玩，玩具基本都是进口货。”
王同仁的父亲叫王栋廷，哥儿七个他最小，所以大家都爱喊他“王七”或“小王七”。王家祖上就经营古董生意，到王栋廷已是第四代了。27岁那年王栋廷在琉璃厂开了家“乐古山房”古玩铺。不到一年光景，王栋廷的生意做得初具规模，在琉璃厂旁边的炭儿胡同买下了27号院。
王栋廷常声称古玩行里“只有一个半人”。他自己算一个整人。王栋廷有这底气，自有他的根源。
1929年春，北平古玩商会“窜货”场上，摆出一件宋代钧窑花盆。有经验的老古玩行家都认为，这是北宋宫廷瓷。当时现场人特别多，所以用封货的方式进行交易。
“封货”是古玩交易的一种方式，即价值较高的古玩文物因买方众多，无法用袖内拉手的方式讲价还价，就采用密封投标。投标完毕，当众拆封唱标。拆封到最后，王栋廷以标价9606元得标。从此在古玩界，“小王七”的称呼改成了“七爷”。
当王栋廷已是古玩行里响当当的人物时，另一位古玩铺的掌柜还在艰难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意。
“我父亲是靠走街串巷打鼓儿创业的。”“打鼓儿”是京师里旧货商的一种营生，有两类：打大鼓儿的是收旧货、破烂的，挑两个筐。打小鼓儿的是夹一个包，走宅门串大户，有谁家需要卖东西换钱，他们就去收。这位靠着打小鼓儿起家的掌柜叫孙瀛洲。孙洪琦是孙瀛洲的小儿子。“我父亲出生在河北冀县的一个雇农家庭，为谋生计到的北京。”那会儿孙瀛洲将收完的货卖给古玩商会或者卖给其他的古玩店，赚取中间的一个差价，“走了好几年‘宅门’，我父亲才在东四牌楼那儿开了敦华斋”。
虽然有了铺面，但经营的都是一些价值不高的小玩意儿。好在孙瀛洲善于理财，生意虽小，也攒下了一笔钱。后来，将敦华斋交给六弟孙蓬洲经营，孙瀛洲自己则带着资金去上海“窜货”。孙瀛洲在上海同行手中买到上好的货品后，再运回北京“窜货”。几趟下来，从中得利不少。而敦华斋从此一跃成为北京城里数一数二的古玩铺，而古玩界里则又多了位“孙四爷”。
“1949年底父亲应毛主席之邀，舍弃香港的企业秘密北上，参与筹备新政协。父亲辗转北上，先来到沈阳。那一段时间，东北流传着很多文物，都是当初溥仪带出宫的，父亲收集了一些，但不成系统。后来到了北京，父亲基本上每天都会去那几个古玩市场买东西。即便不买，也会去看看。”这位准备参与筹备新政协的人士就是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在儿子章立凡的眼中，父亲那些藏品是自己童年最好的“玩具”。
“我那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把家中的橱柜一个接一个打开，轮番捧着锦盒中的古物，问父亲这些东西的朝代和来历，他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还不时找出一些他认为有代表性的器物展示。渐渐我被熏染出一种好古之癖，但出于儿童心理，最感兴趣的是古兵器，不时戴上父亲收藏的古代头盔，挥动沉重的青铜剑，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大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