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余光仁先生发出找到宋磁州窑釉下蓝彩瓷枕的信息后，只过了几天，就见到杨才玉先生在2004年第10期《收藏》杂志上发表的《中国文物回流的新开端》文章，杨先生谈及由加拿大华人提供的一件宋磁州窑青花花卉纹碗有着宋磁州窑的典型特点、典型画法。这只碗在加拿大收藏界虽有争议，但大部分学者认定是宋磁州窑青花瓷器，对该碗的评价，杨先生说：“该碗作为一件完完整整的早期青花瓷，其学术价值、科技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

　　这是迄今为止见诸正式报刊的两则宋代磁州窑青花瓷器的报道。余光仁先生引用王志敏先生的话：“钴蓝呈色剂用作瓷器上的釉下彩绘画，应创始于宋代磁州窑系。”笔者在重温冯先铭先生的有关论著后，认为冯先生亦有此愿望。

　　冯先铭先生在其遗著《古陶瓷鉴真》和主编的《中国陶瓷》中论及青花瓷起源时说：“自唐代（巩县窑）出现青花以来，到元代青花有了很大的发展。按一般规律，宋代应该是青花瓷器继续发展的时期，遗憾的是，目前发现的青花资料很少。”“尽管在浙江龙泉金沙塔基发现过北宋早期有太平兴国二年的青花瓷，在绍兴宋末咸淳元年环翠塔塔基也发现过青花碎片，但这些浙江制作的青花瓷，其胎釉和青花色泽都无法和巩县的唐青花相比。”“唐代成熟的河南巩县窑的青花烧制技术……几乎中断了4个世纪，在江西景德镇突然重新放出光芒，这是一种历史在更高阶段上的重演。”冯先生还说：“磁州窑系的釉下彩画直接为元代青花器的出现作了准备，元代青花器一开始就表现了画工技巧熟练，元初北方窑工继续南迁，景德镇的元代青花作品是否有北方磁州窑系画工的劳绩在内是一个值得注意探究的问题。”

　　冯先生的这些论述表明，始于唐代巩县窑成熟的青花瓷烧制技术后来在景德镇重现，这其间的四百年主要经过的宋代应该是巩县窑青花瓷继续发展时期，冯先生在世时见到的浙江龙泉和绍兴出土的青花碗和青花瓷片虽然也是宋代青花瓷，但青花色泽发灰，纹饰简单，当然不会是唐代巩县窑青花的延续，不能用它们来填补这四百年的空白，但是冯先生又高度肯定宋磁州窑釉下彩绘对元青花的重要作用。由此笔者认为，冯先铭先生和王志敏先生意见一致，也意属找到宋磁州窑青花瓷器。本人坚信，倘若冯先生今仍健在，见到这两件宋磁州窑青花瓷器，这“遗憾”“资料很少”定会因此而冰释。

　　为何宋磁州窑青花瓷器现在见得不多呢？

　　唐代巩县窑烧制有蓝彩的唐三彩和原始青花瓷的钴蓝是由丝绸之路到中国，五代十国至宋这段时间，辽、西夏、金和蒙古相继崛起，通往西亚之路不再如唐时通畅，钴蓝来源随之断绝。从余光仁、杨才玉二位先生提供的实物青花发色来看，不仅宋代江西吉州、浙江龙泉、绍兴出土的青花瓷远比不上，即令元代景德镇早期生产的青花瓷如元延祜六年青花牡丹纹塔式盖瓶也不能与其相比。青花瓷的烧制要求严格，这两件宋磁州青花器发色蓝艳，按宋时烧制技术，所施之彩若非进口钴蓝断无此效果，所以宋代磁州窑青花瓷彩料来源只可能是唐代（也许就是巩县窑）的积存，数量很少，价格高昂，这必然大大限制了宋磁州窑青花瓷的产量，因此时至今日欲觅得此类实物就非常困难了。越近千年，现尚能得见两完整器，由此表明，宋磁州窑青花瓷器应一直在少量延续生产。

　　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北方磁州窑部分工匠南迁安徽、浙江、江西等地继续烧制瓷器，须看到的一个事实，南宋时磁州窑的釉下彩绘工艺一时并未在景德镇窑植根，倒是在景德镇以南300公里外的吉州窑落户。有一个数据能说明磁州窑釉下黑彩在吉州窑烧制得很成功，即遴选进《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瓷器篇》）的宋吉州窑釉下褐彩器就达8件之多。由此而推想，磁州窑工匠再将烧制青花瓷的技术在吉州窑试生产，但青花发色远不如宋磁州窑青花瓷器，可能用的是江西地产青料作画和瓷土透明釉质量及烧成温度等方面因素有关。虽对现存的吉州窑宋代青花瓷在艺术价值上一时还难于作出评价，但它的科学、历史价值不容忽视。冯先铭先生说：“（属于磁州窑系的）吉州窑釉下彩绘对景德镇青花瓷有较大影响。”

　　为何向有“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景德镇窑在宋代未能生产釉下彩瓷器，而是让吉州窑走在它的前面？任世龙先生在《国宝大观·瓷器》（《概述》）中说：“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经常是统治社会的意识。”又朱裕平先生在《元代青花瓷》一书里说：“隶属于王权统治的官窑建制，经过长时期的完善，在宋代最终从民窑中分离出来……，在这一过程中，帝王对瓷器的喜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两宋五大名窑非凡成就的不可或缺的原因。”宋代官窑追求清雅融合自然、玄妙的理想，作玉和天象的追求。宋室南迁先后设立的修内司官窑和效坛下官窑是北宋汴京官窑的继续。冯先铭先生对宋时景德镇窑青白瓷的评价：“景德镇宋代以烧成色质如玉的青白瓷而闻名，景德镇由此而进入宋代四大名镇行列。”“宋代青白瓷远远超过越窑，使釉质感达到如玉的要求，而且也具备了与玉无别的质地。”可见景德镇窑烧制的青白瓷完全符合南宋帝王的理念，磁州窑工匠想要在符合宋代皇帝喜好的，如玉一般的景德镇瓷胎上作画，是为当时统治阶统治观念所不容的。吉州窑则不同，吉州窑是民窑，宋代民窑与官窑有着完全不同的审美情趣，民窑追求犷野而接近通俗、平庸的现实。磁州窑系的釉下彩绘画风粗犷豪迈，充满民间气息，吉州窑烧制出磁州窑特色的釉下褐彩瓷器不是供帝王消费，面对的是广大民众的需求，因而南下的磁州窑工匠先于景德镇窑在吉州这块土壤施展才智。

　　南宋灭亡，代之而起的是由游牧民族蒙古人建立的元政权，元朝统治者不存在宋朝皇帝对单色釉瓷器的偏好，所以南下的磁州窑工匠到这时才能在景德镇窑繁衍他们的釉下彩技艺，这要比在吉州窑晚了一个多世纪。景德镇生产釉下彩瓷器时，品种上仍循着吉州窑的生产顺序，还是先从磁州窑的主流产品釉下黑彩瓷器入手，冯先铭先生说：“元代景德镇在烧制青花、釉里红之前还一度烧过釉下黑彩装饰品。”这一品种，显然未取得如磁州窑、吉州窑的成就。冯先铭先生说：“但是釉下黑彩既未见诸记载，也未见过实物，景德镇湖田古窑址清理发掘中未发现类似的残片。”对比现存在韩国中央国立博物馆的十余件元代景德镇釉下黑彩瓷器，本人以为其艺术感染力远不如吉州窑，所以景德镇元代生产的釉下黑彩器可能数量不多，时间也不会长，也从未成为景德镇的主流品种。因此磁州窑工匠和景德镇工匠转而试烧青花瓷。这青花钴蓝从何而来？是否又会重蹈吉州窑青花瓷的命运？见到余光仁、杨才玉二位先生的文章，本人推想，入元后继续南下的磁州窑工匠还携来少量钴蓝，将其施用在景德镇优质瓷土上作画，罩上纯净的透明釉，在1300.℃高温下一次烧成，出窑后的瓷器犹如白玉上呈现出宝石蓝颜色花纹，如此奇妙的作品是以往任何时期的釉下彩都不能与之相比。有了这个开端，迫使景德镇窑必须找到廉价而丰富的钴蓝来源，由于吉州窑有过用江西地产料烧制青花瓷的先例，又冯先铭先生说到吉州窑也可能使用江西地产青料作画，虽然开始烧制出的青花瓷器发色不稳，有像延祜六年青花牡丹纹塔式盖瓶青花色泽灰蓝，但也有像国内现存和销往东南亚的小件器呈现幽菁的蓝色。为使青花取得稳定的发色效果，磁州窑系来的工匠和景德镇工匠在做过多次试烧后，终于掌握了烧制出稳定蓝色花纹的技术。随着元代大帝国疆域的延伸，又重新打开了宋代“关闭”了的丝绸之路，阿拉伯商人携来苏麻泥青，施用在二元配方的景德镇胎土上，使景德镇窑烧出的青花瓷又一次产生质的飞跃。阿拉伯人让景德镇瓷窑按他们的要求烧制大盘、大碗、八棱瓢瓶、四系扁瓶等器物，然后带回国内，所在国的王公贵族见到中国青花瓷惊叹不已，以至只有在节日才取出，每桌一只大盘或一只大碗，内盛放食物供十多名贵族同餐，这些元青花大器历600余年仍丝毫无损完好如初。

　　景德镇从十四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十五世纪前期大约仅仅经过70年，其青花瓷就占据了中国陶器生产的主流，其它大部分古老的陶器窑场都相形见拙，无法和景德镇抗衡。由前面所述之情况，景德镇青花瓷的兴起至少有三个条件：1、景德镇有优质瓷土，纯净的透明釉，雄厚的物质技术力量；2、南下的磁州窑工匠带来釉下彩绘技术和烧制宋磁州窑青花的积存钴蓝；3、南宋的灭亡以及对瓷器和宋朝皇帝有着不同理念的元朝建立。以上陋见，谨请广大读者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