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制造业的风云榜上，珠三角曾有“世界工厂”的美誉，在家电之都顺德，鞋业、玩具业之城东莞等难以计数的名单背后，寂寂无闻的小村落大芬偏居深圳一隅，却因油画而另类地生存着。如今，不到四平方公里的大芬村云集有8000多名画工、画师和画商，拥有800多家画廊和数不清的油画作坊，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2007年大芬村销售额高达4亿元，按世界行画批发商麦克维达的调查，大芬油画已占据了全球油画市场60%的份额。
大芬油画村位于深圳的二线关外以北深圳龙岗区。龙岗，有可能是全中国生产力最高的地方，据说这里的GDP比西北所有省份的GDP的总额还要高。出关没多久，大芬村突然出现在紧挨着由八个车道组成的高速公路的左边。说这里是村实在没有什么道理，放眼一望，都是成片六七层的小楼，楼里要么是公寓，要么是专门的油画工作室。传说中，大芬村曾经是客家人的聚居之地，民风纯朴，鸡犬相闻。不过，这些早已被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淹没得了无痕迹。
拓荒者黄江
在大芬村，能看到最有意思的景象是，一个偌大的画室里，面对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有人负责画嘴，有人负责画眼睛，不到二十分种，一幅名画就以流水线的作业方式下线了。以这种方式画出一批同样内容的画，然后低价销出，而这样一幅行画，在深圳最便宜时也就卖到三五十块钱。
按照大芬村人的说法，“行画”的叫法是由“韩画”演变而来的。油画最初源自于欧美，但这种批量生产销售的画却诞生在韩国，所以叫“韩画”，中国人取其谐音就叫“行画”了。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后期，除了韩国，香港也有一些画师和画商从事行画生意，只不过，当时20000元上下的工价在画商们眼里明显偏高。也正因此，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他们，于是韩国及香港的画商们开始在厦门、广州和深圳开厂授徒，用同样的工价可以支付大约20名画师，油画行画始在中国兴起。
大芬油画村的第一个拓荒者黄江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在此之前，黄江一直活跃在深圳罗湖区黄贝岭一带。当时的黄贝岭曾是许多香港商人的聚集之地，也有一些人专门从事行画制作和贸易。随着深圳市的快速发展，黄贝岭的租金成本越来越高，出于商人的本能，黄江想到了去租金和雇工成本更为低廉的关外再谋生路。
“油画是手工艺术，除了画布、颜料等基本的固定支出之外，人力成本是其中最大的支出，通常占到总成本的2/3。大芬村当时画工的平均月薪1000多元，出产的油画价格通常只有其他国家比如韩国的1/3甚至更低。况且当时的大芬村环境恬静，也非常适合画工们生活。”黄江说。
当黄江将大芬村生产的油画一批又一批地发往美国的沃尔玛时，人们开始慢慢地知道，在大芬村有世界上最便宜的油画。黄江当年也没想到做多大，但是生意最多的时候，深圳黄江油画公司旗下有接近200人的画工队伍，他们每个月可以用流水线工作程序制造出近十多万幅油画，每一幅的成本能控制在几十元人民币。“美国市场零售价100美元的油画，在大芬村也就是100元人民币的批发价，而这一幅画给画工的工钱是20元，正常情况下，一个画工一天可以画20-40幅这样的画，熟练工可以达到50幅，大芬村的低成本一定程度上也是靠量大才能达到。”
后起之秀
黄江一直在讲“生意”，他的头脑里没有那么多类似于画家的人文思考，大芬在他的眼里只是一个作坊，这个作坊并不因为“生产艺术”而与别的作坊有什么不同，他与那些画家们是完全分离的两个群体。他只是诚实地临摹，并且给自己的行画定价很低，正是这种商人品质使他和他的行画在大芬一起生存了下来。
20年前，黄江初到大芬村时还正当壮年，现在已是60多岁的华发老人。这几年，他的生意并没有像他的名声一样壮大起来，他连连说，现在生意不好做，并颤巍巍用手指着不远处的集艺源画廊说，“那小子是我的徒弟，现在都超过我了！”
集艺源画廊的老板叫吴瑞球，他跟弟弟吴瑞周原是广东潮州普通农民家的孩子，90年代初出来闯社会无意碰上了黄江，并有幸成为黄江招收的第一批画工，也成为了大芬油画村最早的产业工人。吴瑞球是个聪明的有心人，在跟随师傅学习画画的同时，也学会了师傅接单发货的经营方式。1992年，不安分的兄弟俩一起出来自立门户办起了行画培训班和工厂。此后，他招兵买马，并注资50万正式成立了集艺源油画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也由单纯的培训画工、制作油画，扩大到销售、画框加工厂、物业管理以及连锁画廊，到现在为止，集艺源已经是一个年销售额近2000万的集团公司。
在吴瑞球的示范效应下，原来在黄江手下的一批弟子，纷纷大胆走出师门自立门户，形成了大芬油画村最初的产业雏形，后起之秀林正禄、宦忠平等走去欧洲、美国、中东等地开拓市场，他们的公司每年也都有几千万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