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
张伯驹(1898—1982)，与袁世凯之子袁克定、段祺瑞之子段宏业、浙江督军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一说张学良)一起被称为“民国四公子”。其父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内弟，清末时出任晚清最大的盐官——长芦盐运使，晚年创办盐业银行。张伯驹被国画大师刘海粟称为“文化奇人”，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家中藏宝无数，价值连城。1956年，他将珍藏多年的22件国宝级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当时，国家作价20万元人民币用于奖励金，但张伯驹分文未取。
“公子哥”受邀当银行经理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踏进了上海，但租界里还是歌舞升平的景象。静安寺路上远东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既是达官贵人寻欢作乐的场所，也是实力雄厚的四行储蓄会的总部。这天，银行界巨头、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在他饭店的办公室里，正与从天津赶来的张伯驹长谈。
张伯驹，民国四大公子之一。四大公子通指曾复辟称帝的袁世凯之子袁克定、北洋之虎段祺瑞之子段宏业、清末大官僚张镇芳之子张伯驹、浙江督军卢永祥之子卢小嘉。另有说张学良也是其中的一员，具体说法不甚确定，总之都是名公显宦的弟子。与其他几位“公子”不同的是，张伯驹一直优游在名士圈里，下围棋、赏古玩、唱京戏，乐在其中。他到上海来见吴鼎昌时，还是穿着一袭长衫，手摇纸扇。
张伯驹对当官无爱好，但凭着有钱、有势、有眼光，他的收藏在北方首屈一指。闻名的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和李白《上阳台帖》等稀世国宝，都是他的家中珍藏。张伯驹酷爱收藏，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其父张镇芳，一直追随袁世凯左右，曾任清末的天津道、盐运使和直隶总督，权势显赫。盐业一向是国家专营的，垄断利润，全国各地的大小盐官，无不大发横财。张镇芳还创办了盐业银行，任董事长，以辫子军出名的张勋是协理。后来张勋复辟，张镇芳送给他25万元。到张镇芳死后，张伯驹子承父业，仍挂着北四行之首的盐业银行的总稽核之名衔。
1935年，上海日益成为全国金融重镇，盐业银行的总治理处也迁来上海，地址就在北京西路860号。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后，各银行的要害人物都避往后方，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和上海分行的经理都不在上海坐镇，业务自然一落千丈。总经理吴鼎昌左思右想，要张伯驹来上海分行兼任经理。
吴鼎昌说：“现在上海被日本人控制，业务无法开展，但上海地位重要，不能无人主持，可否请老兄出山，到上海屈就沪行经理？”
张伯驹连忙摆手：“吴兄，你是知道我的，闲散惯了。我这个总稽核的差事，还不是挂挂名，你怎么又要让我去受罪呢？”
吴鼎昌言词恳切：“老兄啊，时局不好，行中实在乏人，你不去，又有谁能去呢？”
张伯驹被说动了，点头答应。他要是知道后来会被人绑架，大概打死他也不会答应。
张伯驹受骗遭绑架
张伯驹到了上海后，名义上是银行的经理，实际上爱好全无，还是照旧在文人圈里走动。帮他处理行务的，是会计科长陈鹤孙和文牍科长白寿芝。张在上海没有房产，当时形势已吃紧，银行要他住进银行中，张嫌不方便，就住进了陕西北路培福里16号一幢洋房内。这是一个做生意的同乡借给他的，房子宽敞，闹中取静，张伯驹很满足。
1941年6月初的一天，张伯驹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有一位朋友从北京来上海，清早坐船抵达外滩码头，要他去迎接一下。张是大少爷派头，每日上班不早去，这天破例，早早起来盥洗后，就坐上他那辆牌号为6010的小车，打算先去接朋友，然后再到银行上班。
车刚出培福里弄口，行人稀少，忽然从旁边冲出三人拦车。说时迟那时快，三人忽地拔出枪来，跃登上车，一把拉开车门，将司机老孔拖下车来，其中一匪坐进驾驶室里，二匪在后排，一左一右，将张伯驹挟持在车中，车子急驰而去。
老孔原是银行的职员，张伯驹到上海后，就被派给他开车，当时日军尚未占领租界，暗杀、绑架之风此时在租界内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肆虐，因此老孔毫无防御，见状吓得目瞪口呆。等到绑匪远去多时，才缓过神来赶回家中报告经过。
张太太潘素是个画家，一听之下，目瞪口呆。众邻一面急着报警，一面叫潘素赶紧设法。潘素于是先向银行报告，接着又打电话给与张家关系密切的孙曜东，托他全力营救。孙家与张家为世交，孙家在京津等地势力之雄厚，比张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孙曜东的曾祖父孙家鼐，官至清廷工部、礼部、吏部尚书等职，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还是他的学生。这时孙曜东已经“落水”，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又兼任周佛海的秘书，故在黑白两道都很兜得转。
中午时分，法租界巡捕在巨鹿路的一条弄堂里，找到了张伯驹的车子，但里面已空空如也。
第二天，上海《申报》刊登了消息，称张伯驹被绑架、下落不明，但不敢明言是汪伪特务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