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百年前，考古学家认为，人类可以上溯到公元前4004年。再往前，即便是当时最聪明、最有学问的人，也不知道人类大约开始于何时。当时一般认为，人类大约有数千年的历史。当时最牛的人，也只能指出，到底是数千年还是更远，那是处于“迷雾”中的事情。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当时需要“瞎猜”。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人类历史要长得多，即便是中学生也知道。

    在过去，人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最后的解决办法，如果是猜测，这就是“学科黑暗时代”的典型标志。摆脱“黑暗时代”，就是采用可以“测量”的方式，寻找“可靠证据”的方式，来对待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现代收藏拥有三件“法宝”

    如果在200年前，你从事考古学，你再睿智，也无法摆脱那个时代在这个学科上的巨大困境。

    对中国书画鉴定这个学科来说，最近50年，正好是逐步摆脱“黑暗时代”的阶段。现在有一部分人处于“光明中”，还有一部分人处于“黑暗中”。

    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还得从我们与古代书画鉴定最大的区别说起。

    现代与古代，在收藏方面最大的差别在于，现代有三样东西，古代没有。一个是博物馆，另一个是大量出版物，还有一个，是各大研究机构不断公开大量出版的论文。

    博物馆——真迹向你敞开大门

    先说博物馆，古人要看真迹，求破脑袋，也未必能看到真迹，即便是董其昌那样的地位，也有吃闭门羹的时候。看不到真迹，就不可能获得第一手的准确信息。现在不一样了，博物馆把真迹整理得好好的，放在那里，任你去看，譬如说，去上海博物馆，花费20元人民币，可以看多少真迹！这个优势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能够使用这个优势的人似乎不多，鉴藏界经常去博物馆的人，少之又少。如果不去博物馆，如何能够分析、获得真迹的信息？没有真迹的信息，有啥依据去“鉴定”？我在美国的几年时间，收藏有重要亚洲艺术品的十多家博物馆，我都去过多次，譬如说克里夫兰博物馆，我就去过8次。最近一年，因为多在上海，我参观上海博物馆大约30次，大多数时候，参观一次，就能有新的收获。如果在博物馆看原物，看不进去，不能分析这些“原始资料”，那就需要继续深入学习，使得自己逐渐靠近“能看”。另外，看博物馆要有好的心态，不要博物馆不展出什么，你就感到自己想看什么。而是应该做到博物馆展出什么，就认真分析研究什么。

    出版物——公开藏品信息

    第二个差别，就是出版物公开了几乎所有博物馆藏品的基本信息。这是古代不可想象的事情。《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的完全出版，标志着世界上90％以上的博物馆中国书画藏品，至少都有一个黑白照片出版了。人们可能有疑问，大量出版物能够带来什么变化？这些资料的几乎全部出版，其实带来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那就是鉴定的“依据”发生了变化。

    1950年以前，出版物非常少，真迹分散，没有人能够看清楚某个画家存世全部真迹，如何鉴定呢？大多数人，采取了相信古人，相信印章的鉴定方式。这个想法，在当时是合理的，因为信息缺失导致人们不知道面对作品的时候，该相信什么环节。如果古人鉴定过，那么可靠程度当然就提高了，其余部分，只能靠其余环节来支持。这就是当时的鉴定办法。这个办法存在明显的危险性，因为，这是依靠不到画面总内容的10％的信息，去判断整体。

    1950年以后，随着全世界范围内真迹的逐步公开，鉴定界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开始认识到，可以用更加科学、可靠的鉴定方法。徐森玉、张珩、谢稚柳、徐邦达，提出以“风格”作为鉴定的最核心依据。这就是过去50年中，鉴定方面最大的一个发展——也是这个学科从黑暗到光明的最重要一步。上述几位专家的主要贡献，是把大陆现存真迹，集结出版。他们自己，并没有充分享受到集结出版之后带来的方便和优势。现在，历史上每一个艺术家存世的作品，都可以被分类编年，信息的完备程度大大增加，一些艺术家的全部信息，大致可以直接“描述”到60％以上，同时给我们带来了研究剩下的40％的条件。这条道路，就是学术界普遍赞同的“个案研究”道路。一个学者，可以用一生精力，完成一个到几个重要艺术家、或者是几个重要流派的“个案研究”，从而成为这个方面知识精深的权威。如果有很多这样的学者，成为分门别类的“具体专家”，这样就可以改变老一辈学者“一人包打古今”的局面——没有人可以包打古今的。出版物的作用，就是提供准确的画面信息——而不再依靠印章签名什么的。任何一个收藏者，入门以后，经过数年的研究，都可以成为某些方面的鉴定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