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1933年故宫文物因日寇入侵而南迁的往事，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文革”中，荣宝斋的文物也曾“南迁”。

　　1970年12月中旬，我在中国美术馆参加历时8个月的“毛泽东著作展览会”设计工作之后，调回荣宝斋。不久，当时的“革委会”便交给我一项重大任务——押运荣宝斋所藏的全部文物去湖北丹江存放。局领导交待，这是为了落实当时的一个“战备命令”。

　　荣宝斋的文物收藏，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门市部的一些书画名家作品，如齐白石的精品、张大千的《九歌》册页等，都没舍得卖，就放在经理室秘书老惠英同志处保管。后来又有意识地买了一些好画，如收藏家郎正庭先生出卖了数幅陈少梅的佳作；又从“墨缘阁”画店买了几幅徐悲鸿的大画。特别是60年代初，文化部夏衍副部长特批了一笔钱，由时任荣宝斋业务主任的许麟庐，带着业务人员黄宝善，赴南方浙江等一些大城市，购进了一批历代古书画，其中有元代吴镇《秋溪远眺图》，元代盛懋《清溪渔作图》，元人《调马图》以及“明四家”、陈老莲、徐渭（青藤）、陈淳（白阳），清代“四王”、石涛、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等历代古画名迹。此后，又由几位业务人员陆续从门市调入一些近现代名家佳作，以及田白、田黄、鸡血、白寿山等名贵印材和古墨、端砚等文房珍品，组成资料室。到了1970年，荣宝斋所藏文物总数已达四千件之多。近年听说有专家估计这批文物的总价值达25亿元，可见当时押运这批文物的责任相当重大。

　　这四千多件文物，被分别装进40个刷着绿色油漆的大木箱中，用卡车拉到丰台货运站。1970年12月22日，我带着暖壶、棉被和一周的干粮，到丰台货运站押车。荣宝斋文物被装进一个铁皮货运车厢，车厢里还有“版本图书馆”这些年珍藏的贵重图书和“人民”、“文学”等中央大出版社的善本图书，其中大多是无价可估的珍贵孤本。押运者共三人，时任版本图书馆馆长的吕朗同志任押运组长，另外一位是某出版社的干部。

　　货运与客运完全是两回事。货车车厢没有窗户，车里黑洞洞的；也没有座位，只能席地而坐。更让人心里不踏实的是，货车车厢是在货运站编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拉走了，根本不用跟谁打招呼，因为拉的都是货。而我们这节车厢，拉的是价值连城的文物珍宝，里面虽然还有三个押车人，但是没有人理会和招呼我们。列车到一个编组站一停，也许半天，也许两天；时常夜里正睡着觉，突然列车就启动了。有时候列车走了很长时间，才到下一个编组站，将车厢放在另一条线路上，没有人管了。这时我们三个人赶紧轮流下车，上厕所，灌暖壶，打听何时能编组离站。

　　12月份的天气天寒地冻，铁皮车厢里像冰窖一般。白天有太阳还算好，一到寒夜，彻夜难眠。好在吕馆长是位局级老干部，见多识广，很有些阅历，时而讲一些他经历的小故事，倒也解了旅途之苦。巧的是，车上装有文化部顺便带给干校人员用的几十条毯子，我们连铺带盖，先“享受”了一番。

　　当时的火车比现在慢得多，货车就更慢了；走了一个多星期，才到达丹江。文物卸下车后存放在一个印刷厂的一排平房中，地上架起夹纸板，洒上石灰，以防潮湿；如此存放条件，不禁令人忧心。  
　　交割完毕，我们经襄樊、武汉，回到北京，已经是1971年的1月初了。

　　9个月后，发生了“9·13事件”，林彪葬身温都尔汗，那个什么“战备命令”也随之废止。大约过了两年，这批文物又重新运回了荣宝斋。



                                       （摘自《荣宝瑰梦》，北京出版社2007年2月版，定价：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