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月16日的《泉州晚报》把邮票设计家万维生设计绘制的珍文革邮票“一片红”的三幅图稿都登了出来。记者称：“这3幅手稿都是1968年为庆祝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而创作的。人们通常把第二手稿（未发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邮票，俗称‘大一片红’）当做‘全国山河一片红’第一稿，实际上第一手稿一直由万维生本人收藏，从未公开展出，图稿上是毛泽东主席半身挥手图像，没有后来引起争议的中国地图；而第二手稿‘大一片红’只打出了票样，根本没有印刷。第三手稿（因票幅小于‘大一片红’而被称为‘小一片红’）以8分面值发行后被发现此票票名欠妥而取消发行，全部撤回销毁，但提前售出的少量邮票已流入社会未能收回，成了今日的中国珍邮。”笔者对于“一片红”第二稿，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只打出样票，根本没有印刷”一说持有异议。

　　我们有必要先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1968年即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个年头时，毛泽东开始厌倦了没完没了的“红海洋”，在谈话中多次对宣传工作发出最新指示，其中有“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以及对“以我为核心”的批评。为此中共中央从1968年5月18日至1968年7月12日连续发出“中发（68）72号”、“中发（68）77号”和“中发（68）109号”等三个文件，传达毛泽东的上述指示。然而“红海洋”汹涌澎湃，漫溢八方，一时半载很难控制得住。为切实落实好毛泽东的指示，敬爱的周总理不得不亲自出面，奋力扭转当时对外宣传的尴尬局面。

　　有关历史资料显示：1968年9月27日凌晨，正在值班的邮电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负责人江韦文突然接到国务院的紧急通知，立即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有关宣传工作的会议，于是天没亮便和邮电部军管会政工组负责人高杰一同前往。当时到会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江青、张春桥、陈泊达、姚文元等人，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会议一开始主持人宣布了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讲了毛泽东的“不要强加于人”的指示后，谈到了援外的飞机和汽车，如援助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的物资上都印有毛主席的画像和毛泽东的语录。这时三年来一直在‘红海洋’中浑水摸鱼的张春桥一本正经地插话说，他从上海带来邮电部军管会发的一个文件，该文件通知生产厂家出厂的机器面板上都要钉上毛主席的语录牌，随即责问江韦文：“这个文件是你们发的吗？”江韦文答道：“是军管会发的，文件由我签发。”此刻‘红海洋’的始作俑者之一的江青恶狠狠地跳将出来：“你们在邮票上印毛主席语录，这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在北京王府井的集邮公司，是外国人搞特务活动的场所，以集邮为掩护，交换情报，你们要立即停止营业。”面对如此一个喜怒无常的江青，军管会的江韦文和高杰一时目瞪口呆，只能默默地洗耳恭听，逆来顺受，一点也不敢申辩。

　　会议最后由周总理作总结，主要讲了如何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强调不能把各种物资都印上毛泽东像和毛主席语录。讲到邮电方面，周总理指出邮电部军管会发通知要求工厂的机器面板上钉语录牌是不对的，这不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又亲切地教导说：“你们是好心犯了错误，要提高路线斗争的觉悟。”周总理接着说道：“邮票还是要发行的，人民还要进行信件交往；要指导如何设计好邮票图案，并报中央文革审查。”

　　散会后，江韦文和高杰即刻赶回邮电部，于9月27日上午立马向邮电部军管会主任陈挽澜、副主任马克绍作了汇报。邮电部军管会丝毫不敢怠慢，随即讨论决定了贯彻执行的紧急措施。措施中有关邮票方面的有：今后不准在邮票上印毛泽东画像、语录和诗词；已经印刷未发行的邮票停止发行；已经发行的可继续使用和出售；才开办两个多月的王府井邮票服务部停止营业；加急电报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邮电部门撤消原定在10月1日发行的《文1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和《文15——毛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的重要题词》两套邮票。

　　综上所述：大“一片红”既“文1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的第二枚“工农兵群众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已经印刷完毕或已经大量印刷了，基本上处在“万事具备，只待发行”的最后时刻，远非“只打出了票样，根本没有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