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第一次邮票图稿被退回，根据上级意见重新构图。我们邮票发行局与邮电部都在长安街，一东一西，是游行队伍最多、人最密集的地方。当时只能骑自行车在游行队伍中穿行。重新画《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第二次稿，这次图上面改画成全国地图，当时游行队伍很热闹，有抬毛主席像的，有抬大地图的，有抬毛主席语录的，还有抬大标语的。旗子也各式各样，红旗居多，有带字的，也有不带字的：第二次稿与第—次稿只改动部分，很快就完成，再交军代表。因为《全国山河—片红》邮票第一稿送审后没有很快作批复。各个部门都等得着急，尤其是印刷厂。当时主管人认定这次画稿问题不大有把握，经研究决定第二稿先拿到北京邮票厂照相、制版，打出印样送审。让邮票印刷滚筒上机器，等接到回复即按钮开机印刷。又有几天过去．正当大家都在焦急等候时，军代表把我叫去，传达中央首长对《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第二次画稿的意见，意见很简单也很概括，只有四个字：“贪大求全”。嫌画面太多内容，与军代表商量将画面缩小，票型改小，立即连夜动手修改，又一次重新作画。将60x40横构图改为30x40竖构图。邮票面积缩小了，游行的人和红旗也减少了，原来红旗上的内容很多，也删掉了，记得只用两三天时间便交出《全国山河一片红》第三次画稿。

　　此稿被通过后来印成邮票，因为以前主管编排发行日期的邓连普同志也靠边站，《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发行时我不知道，那日子每个人都很紧张投入运动，没有人关心邮票发行。时隔不久有人告诉我《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有问题，被下令收回。当时我吓坏了，感到大难临头，只记得那一天回到家里没有说话，感到天旋地转进屋就躺在床上。自己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也不敢去打听。我默默不说话，是在等候对我的通知，等候对我的处理。关于《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军代表始终没有找我谈话。（按：这位军代表倒敢于承担责任！万维生逃过一劫。）

　　“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年，我家从西城搬到东城，无意小在一圈纸内发现纸已发黄的《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第一次画稿，这幅画稿与已经印成的邮票两种画面不一样，它同样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景象。看到这—画稿使我回忆起已逝的年月，当年的往事历历在目。补充说—句，《全同山河一片红》邮票第一画稿在我家出现是顺理成章的事。那年代把管发行的同志赶走，没有正式印成邮票的画稿没人要，“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就宣布邮票发行局单位撤消，全局人都要去五七干校，我被指定第一批，与走资派同时先走，人要走单位要撤消，当然放在办公室的东西都要搬回家。那日子人心惶惶，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画邮票的都是臭老九，是带菌的人，单位曾发生临时工偷盗邮票的事件，未破案之前有几人被列入重点怀疑对象，我是其中之一，翻遍我办公室的一切。运动未结束我人已在干校当农民，我爱人从北京来信告诉我，单位来了一男一女到家查抄，把我几本日记都拿走。时至今日不能不感叹，我尚能留存许多早年邮票画稿，实在是—种幸运。

　　《全同山河一片红》邮票发行后又迅速消失，由于有散落外流，名声大噪，本人静坐一旁当故事听。曾有过将毛主席和林彪当作《全国山河一片红》第一画稿的误传，其实那是另一套邮票，由三人合作，有我参加，领袖像是另两位同志画的，我只画游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