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失散文物是怎样收回的
[藏点 CangDian.com 中国艺术品收藏门户] 2007-07-29 青年时讯
一
1948年12月14日，当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包围北平城的时候，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让人把故宫的四扇大门都给关上了。
在这国民党撤退和共产党进逼的政治过渡期，马衡的这种举动是在表明，他决不会听命于国民党政府将国宝运到台湾去，也是在告诉大家：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他都会坚守岗位。
1949年1月31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刚刚进入北平，总司令便立即布置军事占领故宫博物院,在行政管理上，中共的过渡政府马上接管故宫。
建立新政权才几个月，中国新政府的领导人就开始着手拯救和赎买故宫的文物。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亲自过问这件事，对馆藏的恢复和扩充十分关心。
20世纪50年代初期，绝大部分珍宝从南京装船运到了北京故宫，最后在南京留下2211个箱子文物。因为南京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首都，再加上作为原来的中央博物馆，皇家收藏一度存放于此，所以南京博物馆被赋予“博物院”这个特殊的称谓。中国的其他博物馆里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才叫“博物院”，可见这个称谓的特殊性。
1999年，故宫博物院曾要求南京博物院归还剩下的2211箱文物，却遭到婉拒。南京博物院认为自己毕竟已经精心收藏这些宝物长达半个多世纪，而故宫的文物又已经很多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部新成立的文物局在文物回收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的文物局聘请了上海著名的书画鉴定家张珩即张葱玉，后者又请来了艺术鉴赏家徐邦达。此后，徐邦达在收回故宫遗失文物、恢复馆藏方面功绩卓著。
故宫博物院专门成立了文物征集组来鉴定收回文物的真伪，还通过单位及文物组成员的个人关系，召集了一大批从事文物鉴定的艺术史家和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征集组包括许多知名专家，他们被分为5个小组，对收回故宫的物品进行鉴定，开始重建故宫博物院的馆藏，这5个小组是：玉器乔有声、陶瓷孙瀛洲和耿宝昌、铜鼎王文昶、书画王以坤和刘九庵以及碑帖马子云。
二
为了恢复馆藏所收回的文物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显然是1924年溥仪及其随从逃离紫禁城时从故宫携带出去的文物。当年，在被迫离开紫禁城时，溥仪和溥杰兄弟选了一些便于携带的最宝贵的艺术品和珠宝，偷偷夹带出宫。
溥仪的侍从曾偷出不少宫中的宝贝卖给北方城市特别是天津的古玩商或是古董铺。1945年年底，占领伪满洲国的苏联红军抓住溥仪后，在长春的伪满皇宫藏品中发现了大量的“东北货”。溥仪把最值钱的一些珠宝装在随身携带的小皮箱的夹层里，苏联人抓住他时，他就带着这只小箱子。溥仪沦为战犯，被关进监狱，他随身携带的文物也相应被没收，交由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保管。1947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接管了这个地区和抚顺监狱，也控制了溥仪和那些文物。这批文物一直留在抚顺。直到1964年，周恩来总理签发了一道行政命令，要求将这些文物一共有245件运回北京故宫。其中包括乾隆皇帝使用过的三联黄玛瑙闲章、六朝小玉璧，以及隆裕皇后和慈禧太后的贵重饰品。
当时，杨仁恺是位于沈阳的东北博物馆从事绘画和书法研究的研究员，他在收回溥仪携至天津、后来又带到伪满洲国的文物方面功不可没。对“东北货”的追查始于20世纪40年代，主持者是王世襄。
杨仁恺的回收方法和王世襄类似：他提醒古玩店多加留心“东北货”，告诉老百姓，如果家里收藏有“东北货”，可以以合理的价格秘密卖给他，不会追究收藏者的责任。对于一些家里仍然藏有绘画作品的原伪满洲国士兵，则保证他们交出文物后不会受到迫害。
奇迹时有发生。例如，1963年4月，一位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年轻人走进了北京琉璃厂一家古董老字号的销售部，希望以2000元的价格卖掉一包“破烂的”绘画和书法作品。接待的店员认出了上面盖的内廷印章，于是转身去找经理。经常光顾这里的杨仁恺，当时正巧在办公室里睡午觉。一听到“东北货”这几个字，他马上走出来，小心翼翼地打开年轻人的包裹，整理起那些碎片。从37片碎纸中，杨仁恺重新拼出了一幅画的三分之二——竟是李公麟的《万马图》。这幅作品的价值不可估量，它即使是以碎片的形式留存下来，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年轻人妥善保管了这些碎片，杨仁恺建议如数付给他提出的价钱。
三
除了加紧对“东北货”的追踪，为了收回故宫的散失文物，大家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有时是中央政府出面提供帮助，有时要靠参与人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首先是政府发布征集文物的行政命令。命令一出，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纷纷响应，将本单位收藏的物品登记造册，看其中是否有珍贵的文物，一旦发现就拨交故宫，由文物征集组进行鉴定。通过这种方法，故宫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共征集到了 165061 件文物。
1948年12月14日，当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包围北平城的时候，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让人把故宫的四扇大门都给关上了。
在这国民党撤退和共产党进逼的政治过渡期，马衡的这种举动是在表明，他决不会听命于国民党政府将国宝运到台湾去，也是在告诉大家：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他都会坚守岗位。
1949年1月31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刚刚进入北平，总司令便立即布置军事占领故宫博物院,在行政管理上，中共的过渡政府马上接管故宫。
建立新政权才几个月，中国新政府的领导人就开始着手拯救和赎买故宫的文物。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亲自过问这件事，对馆藏的恢复和扩充十分关心。
20世纪50年代初期，绝大部分珍宝从南京装船运到了北京故宫，最后在南京留下2211个箱子文物。因为南京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首都，再加上作为原来的中央博物馆，皇家收藏一度存放于此，所以南京博物馆被赋予“博物院”这个特殊的称谓。中国的其他博物馆里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才叫“博物院”，可见这个称谓的特殊性。
1999年，故宫博物院曾要求南京博物院归还剩下的2211箱文物，却遭到婉拒。南京博物院认为自己毕竟已经精心收藏这些宝物长达半个多世纪，而故宫的文物又已经很多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部新成立的文物局在文物回收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的文物局聘请了上海著名的书画鉴定家张珩即张葱玉，后者又请来了艺术鉴赏家徐邦达。此后，徐邦达在收回故宫遗失文物、恢复馆藏方面功绩卓著。
故宫博物院专门成立了文物征集组来鉴定收回文物的真伪，还通过单位及文物组成员的个人关系，召集了一大批从事文物鉴定的艺术史家和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征集组包括许多知名专家，他们被分为5个小组，对收回故宫的物品进行鉴定，开始重建故宫博物院的馆藏，这5个小组是：玉器乔有声、陶瓷孙瀛洲和耿宝昌、铜鼎王文昶、书画王以坤和刘九庵以及碑帖马子云。
二
为了恢复馆藏所收回的文物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显然是1924年溥仪及其随从逃离紫禁城时从故宫携带出去的文物。当年，在被迫离开紫禁城时，溥仪和溥杰兄弟选了一些便于携带的最宝贵的艺术品和珠宝，偷偷夹带出宫。
溥仪的侍从曾偷出不少宫中的宝贝卖给北方城市特别是天津的古玩商或是古董铺。1945年年底，占领伪满洲国的苏联红军抓住溥仪后，在长春的伪满皇宫藏品中发现了大量的“东北货”。溥仪把最值钱的一些珠宝装在随身携带的小皮箱的夹层里，苏联人抓住他时，他就带着这只小箱子。溥仪沦为战犯，被关进监狱，他随身携带的文物也相应被没收，交由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保管。1947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接管了这个地区和抚顺监狱，也控制了溥仪和那些文物。这批文物一直留在抚顺。直到1964年，周恩来总理签发了一道行政命令，要求将这些文物一共有245件运回北京故宫。其中包括乾隆皇帝使用过的三联黄玛瑙闲章、六朝小玉璧，以及隆裕皇后和慈禧太后的贵重饰品。
当时，杨仁恺是位于沈阳的东北博物馆从事绘画和书法研究的研究员，他在收回溥仪携至天津、后来又带到伪满洲国的文物方面功不可没。对“东北货”的追查始于20世纪40年代，主持者是王世襄。
杨仁恺的回收方法和王世襄类似：他提醒古玩店多加留心“东北货”，告诉老百姓，如果家里收藏有“东北货”，可以以合理的价格秘密卖给他，不会追究收藏者的责任。对于一些家里仍然藏有绘画作品的原伪满洲国士兵，则保证他们交出文物后不会受到迫害。
奇迹时有发生。例如，1963年4月，一位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年轻人走进了北京琉璃厂一家古董老字号的销售部，希望以2000元的价格卖掉一包“破烂的”绘画和书法作品。接待的店员认出了上面盖的内廷印章，于是转身去找经理。经常光顾这里的杨仁恺，当时正巧在办公室里睡午觉。一听到“东北货”这几个字，他马上走出来，小心翼翼地打开年轻人的包裹，整理起那些碎片。从37片碎纸中，杨仁恺重新拼出了一幅画的三分之二——竟是李公麟的《万马图》。这幅作品的价值不可估量，它即使是以碎片的形式留存下来，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年轻人妥善保管了这些碎片，杨仁恺建议如数付给他提出的价钱。
三
除了加紧对“东北货”的追踪，为了收回故宫的散失文物，大家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有时是中央政府出面提供帮助，有时要靠参与人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首先是政府发布征集文物的行政命令。命令一出，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纷纷响应，将本单位收藏的物品登记造册，看其中是否有珍贵的文物，一旦发现就拨交故宫，由文物征集组进行鉴定。通过这种方法，故宫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共征集到了 165061 件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