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上读得署名“易大旗”的一题杂文——《“革命样板画”》，谈的是文革时大为走红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其实当年是没有“样板画”一说的，只有“样板戏”。“样板画”显然是作者就着“样板戏”一词杜撰的，但也令我等过来人一目了然。这幅画当时署名是“集体创作，刘春华执笔” 文章很大的篇幅涉及的是刘春华其人其事，因为《毛主席去安源》在1968年8月1日被印成了邮票，我对该文就特别留心。

　　易先生的文章称：“刘春华的画我不敢妄评，但他的人生故事却堪可警世。刘当年只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人是很活跃的，又根正苗红，原就是学生会干部，文革初起时就顺势当上了系里的‘文革’副主任。但稍知文革者都晓得这类人总是倾向‘保皇’而非‘造反’的。果然，人家破四旧，他便拉杆子去立四新，什么地方的名人字画被革了命去，他们这拨红卫兵就要去画毛像与宣传画补缺，其实他们是学这个的，如今所有大雅之堂都让他们去涂涂抹抹了，岂不开心?刘春华结下的一桩善缘，是某校红卫兵破四旧杀进人民大会堂，硬要将关山月、傅抱石的《江山如此多娇》给废了，大会堂的人抗不住，便请中央工艺美院的"立四新"小将来鉴定，刘春华召之即来，他大小也是红卫兵的一方‘坛主’，撂下一句:这画没问题。对方就无功而退了。”

　　谈了刘春华文革初的表现，易先生继续写到，“文革次年，刘少奇被斗倒，还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便要重新装扮历史，办一个安源工运展览，挑选了七人画七张画，主题都是一个——毛主席去安源，领导随手点将，近乎抽签一般碰巧指定刘春华画毛泽东第一次去安源。刘便与其他革命画匠到安源煤矿‘深入生活’，不过他要表现的毕竟是毛的‘第一次’，总不好去描画毛如何受到工人的簇拥，又或如何下到煤井里传经布道。人生地不熟的毛泽东只好在画布上拎着一把桐油雨伞，满脸坚毅、满腹豪情地迈向这片革命的处女地……结果刘春华之作在七张画中脱颖而出……

　　“江青看了该画，说:‘不错，可以在《人民画报》上发表。’结果却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同时隆重推出，被誉为是革命文艺战士献给"党生日"两份厚礼(另一份是钢琴伴唱《红灯记》)。于是千家万户都将此画悬上厅堂，仅在1968年，《毛主席去安源》就印刷了九亿张，更不用说被印成了邮票，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邮政局都不敢往这款邮票上盖上黑乎乎的邮戳。八个样板戏之外又多了一张‘样板画’。

　　“1971年，已分配到北京印刷四厂的刘春华成了北京市委委员，年仅27岁。他见过几次江青，凑巧不是江青有紧急党政大事就是她精神欠佳，都没坐下来认真谈过什么。不过江青是忘不了他的，这年江青突发奇想，要建立‘中央五.七艺术大学’，自己任校长，大概是想一报当年延安‘鲁艺’排斥她的宿仇。她点名要调刘春华去，刘思前想后，竟然托词推拒了。‘林彪事件’后，江青在政治局上突然发难，说:刘春华是坏人!其他政治局委员大都不知刘春华是谁，坏人就坏人吧。于是刘就隔离审查了，一关就关到文革结束。这倒好，刘春华因此脱了大难，调到北京画院后于1987年当上副院长，1990年为院长。不过油画他是不画了，改画国画……”

　　笔者不厌其烦地摘录了易先生的文字，主要是该文对研究《文12·毛主席去安源》邮票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至于刘春华的个人经历，只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毕竟易先生的笔调不够严肃，难以令人全信。又因为在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文12的原画作者是署名“刘春华”的，所以有关刘的事情总想多了解一点。

    尽管易先生的文章中值得商榷的疑点有不少，但作为过来人，可以肯定地说，《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油画当年是作为打刘少奇的“大棒”而被捧红的。1967年8月，北京和江西的红卫兵组织在阴谋家的授意下，于北京举办了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安源工人运动展览”，该展览是作为陷害刘少奇舆论准备的一部分。我记得同时还在全国上演“批判电影”——《燎原》（影片主角“雷唤觉”艺术再现了刘少奇在安源领导工人斗争。）在“文12”发行通知中说什么这幅画“把被颠倒了的安源路矿斗争历史再颠倒过来，给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鼓吹手一记响亮的耳光”。所谓“中国赫鲁晓夫”指的就是刘少奇。由此把这幅所谓的“革命样板画”称为“政治阴谋画”并不为过。当然阴谋家自然是江青、林彪一伙，至于刘春华，应当是被蒙蔽的“革命小将”。眼下，要引起注意的是，每每在建党、革命历程等等类别的专题邮集中，《毛主席去安源》都是作为歌颂的素材出现的。显然，易先生的文章有助于这些集邮者在组集时进行新的取舍与把握。笔者认为，《毛主席去安源》一画实质上反映的并不是安源工人革命斗争的历史，而是“文革”政治风云的历史。这幅画代表的不是先进的文化。其实不但邮集，现在很多媒介在展示和介绍“毛主席去安源”的图画时，大多缺乏对这幅画时代背景的了解，这是需要引起大家足够重视的。

　　但讲到邮票，易先生就露出了资料不足的短处。油画传闻中印了“九亿张”，而邮票印了多少枚他就说不上了，连民间传闻中的“全国人民一人一枚”他也一无所知。1968年的中国有一个时髦的抗美援越的口号叫“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所以民间有“七亿枚“之说。而事实是原定《毛主席去安源》为两枚一套，面值分别为8分和22分。8分订印2000万枚，22分订印100万枚。但邮电部军管会的人提出要全国每人一枚，于是就订印5亿枚（扣除婴幼儿等）。遵照军管会的要求，1968年7月27日邮票发行局致函北京邮票厂，要求8分票印5亿枚，取消22分票。但厂方的印刷能力不足，最后是印了5000万枚。

　　易先生的文章称“相当长的时间内邮局不敢在这款邮票上盖上黑乎乎的戳”，所谓的“相当长的时间”应为两个半月左右，既从1968年8月1日邮票发行的时间算起，1968年10月12日北京市邮局革命委员会发送的《关于“毛主席去安源”邮票盖戳问题的请示》，几天后邮电部军管会研究决定邮票仍要盖销。

　　易先生的文章还有助于我们对江青喜怒无常的脾气有些许了解，毕竟要研究文革票，特别是文字票，方方面面都与此君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或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