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安画派”的文化构成——石鲁和赵望云在艺术上的互补关系

　　文/邵养德

　　石鲁和赵望云是“长安画派”的精神支柱，如同老子和孔子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支柱一样。老子代表长江流域的文化：含蓄、苦涩、神秘，认为人性“恶”，主张“后发制人”——顺乎自然，循序疏导；孔子代表黄河流域的文化：开朗、通达、显露，认为人性“善”，主张“先发制人”——基于当然，极力堵塞。只有把老子和孔子结合起来才可以掌握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 赵望云（1906～1977），出生于河北束鹿县——穷山恶水，饥寒交迫，是北方大汉，性格内向，与人为善，实实在在，被称为“实人”——是个现实主义者，珍惜生命，热爱生活，是“黄河”的儿子，孔子的门徒。

　　石鲁（1919～1982），原名冯亚珩，因敬仰石涛和鲁迅，易名为“石鲁”。他出生于四川仁寿县——青山绿水，丰衣足食，是西蜀才子，性格外向，能言善辩，虚虚幻幻，被称为“狂人”——是个浪漫主义者，把生命作为对生活、艺术的“投资”，不惜一切，孤注一掷，善于冒险，逆水行舟，是“长江”的骄子，老子的信徒。 赵望云大石鲁13岁，基本上是同代人。他们都生长于如火如荼的年代，投身于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中，都经受了时代的考验，成为文化浪头上的代表人物。在那硝烟弥漫的战火岁月里，人们习惯于接受两个空间的概念：“延安”和“西安”——前者代表“解放区”，后者代表“国统区”。1949年，共和国建立后，石鲁由延安到西安和赵望云在古文化圣地下会合，他们一前一后，遥相呼应，一明一暗，彼此沟通。因此，经过数十年的历史变迁，他们进入了文化的“怪圈”。 石鲁以现实为起点，向往未来，结果倒回八大和石涛，“跳进黄河说不清”！而赵望云胸有城府，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如同陈抟老祖倒骑毛驴向前走，终于攀登到西岳华山的最高峰。“在圆周上，起点和终点是重合的。”

　　思维的凝聚需要冷——冷静，冷酷无情；精神的解放需要热——热情，热情洋溢。“长安画派”是石鲁和赵望云智慧的凝聚点。

　　历史对人不断进行嘲弄，尤其是艺术家首当其冲，迫使他们扮演自己不知道的角色。

　　伟大的艺术家往往通过作品反抗流行的风尚。当然，他只是曲折隐晦地传送“未来”的文化信息，而不可能发布公开的“宣言”。——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大彻大悟，还需要大智大勇。因此，石鲁身体力行所确证的东西正是赵望云思维中反复出现过的“幻影”。

　　所谓“艺术大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结束一个时代——“盖棺定论”，他们被称为文化的“集大成者”。

　　第二类是：开拓一个新时代——“改弦易辙”，他们被称为文化的“开拓者”。

　　最后一类是：扭转一个时代——“拨乱反正”、“矫枉过正”，他们属于“划时代”的伟大人物。他们在文化艺术建树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走投无路的“盲流”疏通渠道，引水入海，展示新视野，引颈仰望未来，使人感受到黎明的曙光就在眼前。 1961年10月以石鲁和赵望云为“旗手”的西安“楞娃”们赴京展出了他们的水墨“习作”，仿佛瓦岗寨的英雄们举起了“义旗”，攻打“京城”破门而入。举国上下，一片震惊！京城的文化人称他们为“长安画派”，异军突起，锐不可挡！某些评论者认为“长安画派”的美学思想是“野、怪、乱、黑”，用心良苦，借嘲讽的口吻表示欣赏，或许如此。“长安画派”正是有意或无意地通过外化的“野、怪、乱、黑”展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的“错、综、复、杂”，以及画家们的“忧患”意识——喜、怒、哀、乐，啼笑皆非。 “笔墨当随时代”，在隐晦的写意中抒发艺术的主体意识，即受压抑的切身体会，所以才有希望达到“气韵生动”的最高境界。
　　石鲁为了捍卫“长安画派”的艺术成果，护理这个刚刚诞生的“婴儿”（时代的“晚生子”），使它不致被那些文化“侏儒”们“扼杀在摇篮里”，针对“野、怪、乱、黑”的说法作出了机警的反应，以自嘲的口吻撰写了《内心独白》：

　　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
　　人责我怪我何怪？不屑为奴偏自裁！
　　人谓我乱不为乱，无法之法法更严；
　　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惊心动魂魄；
　　野怪乱黑何足论，你有嘴舌我有心。
　　生活为我出难题，我给生活提精神。

　　如果从美术史上找类比，我认为赵望云类似列奥列多·达芬奇，他们都洁身自爱，一尘不染，文质彬彬，内刚外秀，纯贞的躯体里有一颗激动的心，心里一团火，却难以点燃。所以表面上很冷静，冷若冰霜，极为沉着，从容不迫。他们让人感到有点腼腆、羞涩、寡言、固执、孤芳自赏。从赵望云的遗作中可以看到《深夜行》、《深入秦岭》、《深山行》 、《醉染重林二月花》、《晚秋》和《秋实累累》——赵望云通过这一系列精心佳构创造出远离红尘的“无人之境”，寂寞、宁静、默默无闻，“此时无声胜有声”，耐人寻味，余兴难尽。他在荆棘的人生道路上坎坎坷坷，极不舒心，把对现实生活的热情投入艺术的“幻觉”中，痴心梦想，孤心血泪地营造自己的“极乐世界”，只有画面中的小毛驴伴随他走完那漫漫的人生旅程、幽幽的清苦岁月。生命的注入，不遗余力，含辛茹苦，哀而不怨，怨而不怒，怒而不发，令人难受！看过他的画，我们仿佛置身于马致远在《天净沙》一曲中所提供的意境：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赵望云的山水画，每一幅都充满了浓郁的抒情味、人情味和文人味，他的遗作已成为他的生命的“象征”，将载入民族的史册，永存人间。

　　石鲁则别具一片新天地，他最初搞版面，业余还撰写出电影文学剧本《草原雄鹰》。上世纪50年代初他创作的年画《幸福婚姻》家喻户晓。反响特别强烈的是他的《转战陕北》、《东方欲晓》和《东渡》。

　　石鲁的《东方欲晓》，不论其思想性还是其艺术性，都达到了他的艺术上“光辉的顶点”。这幅画的构成是延安的枣园，伟人的寓所，窑洞上的灌木丛，闪闪灼灼的枣树左右晃动，从窗户上透出来的光明照亮东方的大地——人类的希望，“潘多拉的魔匣”，“阿拉廷的神灯”，实际上是“达摩克里兹利剑”所发出的光芒。 按说《东方欲晓》是一幅顶天立地的中国人物画，但石鲁与众不同，至少与某些画家们不大相同。他独具慧眼，别开生面。奇怪！石鲁所创作的《东方欲晓》也属于“无人之境”，境界高远，空间辽阔，韵随气运。它既有艺术的感染力，又有思维的渗透力，激发了欣赏者的想像力，令人心领神会。但非常不幸，《东方欲晓》不被时代所接受，一落千丈，坠入十里云雾，但他从不“悬崖勒马”，仍继续“天马行空”，以至“马踏飞燕”，不惜一切……

　　我们由《东方欲晓》可以感受到宋代“院体画”对石鲁的历史影响，特别是在艺术方面所受到的深刻启示。 石鲁如同一团火，照亮了周围，毁灭了自己，也完成了自己；而赵望云如同一盆水，看清了自己，却看不清别人。火容易燃起，也容易被水浇灭；水在火上加热需要很长时间，烧到沸点才开始升华，变为气体，升空而散。

　　石鲁和赵望云构建“长安画派”是天造地设的，天高地厚，青云直上，黄天厚土，逆风千里。他们在一起是“西望长安”——“驾鹤西游”，一去不归，相互切磋，异质互补，对立统一。因此，“长安画派”的起点是二元，完成于一元——现实的需要，历史的必然。 石鲁和赵望云在生活道路上知难而进，在艺术道路上相依为命。他们生前并不以“艺术家”自居，待人接物，决不虚伪，有求必应，决不推诿。所以，他们的珍贵墨宝流失严重，很多手迹难以收回。

　　“长安画派”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历史上艺术大师顾恺之、吴道子、王维、荆浩、范宽、八大山人、石涛和“扬州八怪”等人的艺术成果中获取“支援意识”，通过石鲁和赵望云在艺术实践中的攀登中达到高峰的。

　　“野、怪、乱、黑”是中国文人画、隐士画和僧人画的典型的绘画语言，是被“压抑者”所采用的象征性符号，也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经典性概括。 以石鲁和赵望云为代表的“长安画派”既强调“外师造化”，便更注重“中得心源”——绘画是生命的投入，“孤注一掷”，“惜墨如金”。“言为心声”就是强化主体意识，发挥画家的创造性，反对外来干预，厌恶因循守旧。所以，它才能不断更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石鲁和赵望云在世时，振臂一呼而天摇地动。他们逝世之后，“长安画派”已群龙无“首”，许多“局外人”则打着“长安画派”的牌子沽名钓誉，占山为王。当然，“长安画派”依然后继有人。当代西安的画家们正是利用“长安画派”的余韵和逸气，建构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强化个性，独辟蹊径，由此在中国画坛上才占有领先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