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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步?一大步!
[藏点 CangDian.com 中国艺术品收藏门户]  2005-12-16  中国工商时报   刘跃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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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加索和雷诺阿的作品在中国卖过吗?一次规模不大的西方艺术品展销可能铸造的是一个里程碑

  西方艺术对中国画家的影响似乎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在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陈丹青。不过虽说陈丹青创造奇迹的时代没有多少可供艺术家学习和借鉴的选择,但现在情况也似乎好不到哪去。

  马克·夏加尔的几乎每张画里都少不了一个女人形象,那是他的情人,名叫贝拉。在长达98年的生命里,这位举世公认的20世纪最著名画家之一一直在思念曾在经济上、精神上都给了他很大帮助的贝拉。

  这成了夏加尔作品的显著标志。在一幅名为《生日》的作品中,他捧着一束鲜花送给贝拉,并倒着身子跟女孩接吻;在另一幅作品《雪橇上的夫妇》里,他在象征着自己家乡的简单屋顶、一只橙色公鸡和一头驴的见证下拥抱着贝拉,仿佛在歌颂他们的结合与爱情的忠诚;而《巴黎天空的花束》更是将所有他所喜欢的因素都表现了出来:绚丽的花束、阳光之城巴黎、俄国故乡的小鸡、自己坐在画架旁以及他仍然亲密地拥抱着贝拉。

  夏加尔是西方现代派绘画的创建者之一,其作品以鲜艳的色彩和无穷的想象力著称。“他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画家,没有人能像他那么富于幻想。”专门研究前苏联和俄罗斯美术史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奚静之说。他认为《巴黎天空的花束》和《雪橇上的夫妇》都“很有代表性”,都有画家特殊的语言符号:他自己、他和他的爱人,还有一些车马、一些鸟。

  作为专家,奚静之以前见过很多夏加尔的作品,知道这位23岁就旅居法国的大师感谢巴黎和法国的一切而且晚期作品里都有巴黎圣母院和艾菲尔铁塔。这种对于画家的深刻了解与中国广大的收藏家和艺术品投资者不同。在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上,恐怕在《巴黎天空的花束》和《雪橇上的夫妇》出现以前只有不多的人知道马克·夏加尔的大名。

  但是现在《巴黎天空的花束》已经留在中国了,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收藏者20几天前以125万美元买下了它。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靳之林说:“我相信从现在开始,西方艺术品在中国会逐渐受到更多的重视并得以更好地流通。”

  在过去的将近30年里,虽然西方的影视、音乐等艺术作品越来越多地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但出自大师之手的绘画作品充其量也只是在各处的美术场馆里进行阶段性展览而不出售。同时,海外市场不断制造的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拍卖价格也使中国人觉得西方大师的作品远在天边。西方的艺术品经纪人普遍认为,人均收入不高的中国还不是他们的市场。

  《巴黎天空的花束》125万美元的交易价折合人民币约为1000万元,不但不足不久前拍卖的吴冠中国画作品《鹦鹉天堂》成交价的1/3和徐悲鸿油画《珍妮小姐画像》成交价的1/2,而且也仅比中国当代许多中青年画家作品正在不断上涨的交易价格高一倍。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葛鹏仁说:“中国油画水平的高低我不想说,但是花1000万元人民币买西方艺术大师的这样一件作品,我觉得太值了。”

  在国际市场上,《巴黎天空的花束》10年前大概值40万美元,而5年前则是75万美元。在转入中国销售以前,它的拥有者是美国蒂姆·雅戈画廊的主人蒂姆·雅戈。

  雅戈表示夏加尔是他最喜欢的画家之一。“我收藏了很多他的作品,”他说,而且到目前为止,人们花钱最多、收藏也最多的就是现代派作品。”

  蒂姆·雅戈画廊位于洛杉矶的比弗利山,是一座3层楼的建筑,足有五六千平方米大。由于收藏有包括马克·夏加尔、帕布罗·毕加索、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和让·米罗在内的诸多艺术流派大师的作品,欧美的许多体育明星、企业家、学者和政治家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施瓦辛格等都是它的顾客。

  促使雅戈将夏加尔的作品拿到中国来销售的人是力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翟韶均。那是4年前的一天,翟韶均在芝加哥与通用电气(GE)洽谈完一项业务后坐上了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他打算在那个美国西海岸城市与逗留在那里的太太会合后再回国。

  但在洛杉矶,他的太太建议他去蒂姆·雅戈画廊看看,理由是该画廊的藏品值得一看。

  尽管从来都没听说过蒂姆·雅戈画廊,但他发现太太说得果然没错,那个画廊里挂满了大大小小的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艺术大师的作品。

  翟韶均从几年前就开始收藏艺术品,可面对这些作品他觉得自己囊中羞涩,没有胆量买下它们。“我小心翼翼地问销售员这些作品的价格,”他回忆道,“当得知自己有能力收藏它们时,我一口气买了4幅。”

  翟韶均说,接下来雅戈出现了,因为他认为大藏家来了。“他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坐,给我看了很多他的收藏品,还请我在洛杉矶最好的饭店共进晚餐。”他说,“我们建立了友谊。”

  在此后的几年里,翟韶均每年都从蒂姆·雅戈画廊购买一些艺术品。去年,他购买的油画是雷诺阿的《抱洋娃娃的小女孩》和夏加尔的《红衣女人》,据说价格逾100万美元。

  但当有一次他知道该画廊还没有将目光投向中国,却每年都在泰国举办两次西方艺术品展销时,便对雅戈说:“好,中国的市场更大。”

  在翟韶均看来,在今天的中国,像他一样有能力购买、收藏西方艺术大师作品能力的人并不少。“我们都听到过那些创纪录的西方艺术品拍卖价格,但我还看到中国很多画家作品的价格不但已经达到西方艺术大师一些作品的价位,而且有的甚至已经超过了它们。”他说。

  马克·夏加尔的6件作品就这样走进了中国市场,而和它们一道来的还有分别被认为是学院派、巴比松派、印象派、后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和超现实主义运动代表的毕加索、雷诺阿、威廉·布格罗和米罗等12位19-20世纪欧美艺术家的18件油画、版画作品。它们本月早些时候和《抱洋娃娃的小女孩》、《红衣女人》一起在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11层一个面积不大的小会议厅里,以“进入中国———西方艺术大师精品展”的名义静静地悬挂了6天,结果一共卖出了17幅,总成交额约400万美元,平均每幅只有23.5万美元,远低于中国稍有名气的在世画家作品的拍卖价格。

  “这可以算一个里程碑。”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靳尚谊说。他认为这些价位并不很高的作品虽然不是大师们的代表作,但都明显地体现着各自的艺术特征,并且使人们可以从中看到西方艺术过去100年的发展脉络。

  “几十年来我一直有一个理想,就是希望中国能靠自己的藏品举办展现外国艺术史的油画展,但是那些油画的价位很高,可遇而不可及。”这位老画家说。

  在中国美术界人士眼里,“进入中国”展览的价值在于它迈出了用商业手段将西方艺术史引进中国的第一步。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尚没有一家完整收藏西方艺术品的美术馆和博物馆,这与西方国家形成了反差。

  中国美术馆研究员陈履生说,据他所知,近20年来,中国收藏的外国艺术品大多是通过旅游手段从俄罗斯进口的,法国印象派或者现代派作品很少,而中国的国家美术馆也只收藏有几百件西方艺术大师的作品,并且多是外国捐赠的。

  为了打消中国收藏家对西方艺术作品价格的顾虑,雅戈没有把大师们的代表作品带进中国,比如,法国学院派画家威廉·布格罗的《金发女郎侧影》只是一件习作,定价为18.5万美元。“我们首先是将这次展览作为打开中国市场的尝试与探索,”他说,“其次是希望告诉人们,它们并非遥不可及。”

  在“进入中国”展览上,尺寸为73厘米×60厘米的《巴黎天空的花束》是定价最高的作品,而毕加索31.5厘米×42厘米的版画《塞莱斯汀的音乐》和米罗33.3厘米×97.8厘米的版画《金羽毛的蜥蜴》价格最低,均为2.5万美元。其余展出作品的价格区间为3.3万-31.5万美元。

  《塞莱斯汀的音乐》最后的交易价格仅为1.5万美元。不过雅戈说:“这些藏品的价值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会上升,其中的原因就是它们的作者都很有名,而且他们的作品再也没有了,市场对它们的需求每一年都在增长。”

  参展“进入中国”的艺术家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其中去世最早的是布格罗。布格罗生于1825年,被认为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最重要的官方艺术家之一和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与现代派绘画兴起之前那个艺术转型期的重要人物,曾经自称是“理想主义者”和“惟一看到艺术之美的人”。

  雅戈说,1970年时,布格罗有一件作品只值两万美元,但那张画现在差不多能卖300万美元。

  在“进入中国”的展厅里,依次排在《金发女郎侧影》之后的是法国学院派画家保罗·希尔福特、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荷兰野兽派画家基斯·凡·东根、法国后印象派画家古斯塔夫·卢瓦索和埃多艾德·里昂·柯泰兹、美国印象派女画家玛丽·卡萨特、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亨利·勒巴斯可、法国巴比松画派画家利昂·里歇、法国印象派画家亨利·莫雷和夏加尔、毕加索、米罗的作品。就像靳尚谊所说的,它们大致记录了从184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艺术风格的流变。

  西班牙画家米罗被认为是现代画派的鼻祖和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他是第一个描绘“只在他脑海能看见,其他人却不一定能看见”的对象的艺术家。有评论说:“如果一幅画是米罗画的,无论是在1947年还是在1981年,都能同样吟唱并舞动出画中的气魄。”

  在西方美术史上,雷诺阿一向被称为是印象派的先驱和奠基人,而卢瓦索则是后印象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画家。

  西方艺术对中国画家的影响似乎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陈丹青。1980年,这位当时只有20多岁的年轻人凭其一组7张毕业作品就赢得了“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品”和“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的评价,而那些作品据他本人说不过是在看了1978年第一次来中国的法国乡村画展后,从学习苏联现实主义转而模仿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让-弗朗索瓦·米勒的结果。

  至今,陈丹青的那7张画甚至与它们相关的其它作品还是中国美术界的谈资,而且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的价格已高达400余万元。

  陈丹青创造奇迹的时代没有多少可供艺术家学习和借鉴的选择,但现在情况也似乎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实物少,所以在研究上你没办法跟西方人相比。”中央美术学院外国美术史教研室主任李建群说,“我为此感觉特别自卑。”

  作为一名教师,李建群本人也只偶尔看到过为数不多的几次西方艺术品原作,他的学生就更甭提了。“他们大部分都没有看过,最多就是看看幻灯片或者画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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