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生称，“由于种种原因，《全面胜利》没有发行。”而事实上不是“种种原因”，而是只有一个原因，就是1968年9月27日凌晨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当面向邮电部军管会的同志传达的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既如何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传达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不能“强加于人”的指示，强调不能把各种物品都印上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参加会议的邮电部军管会的同志27日早上向部军管会主任汇报，并讨论了贯彻执行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紧急刹车——停发原定在四天后正式发行的《全面胜利》和“黑题词”两套邮票。

　　《全面胜利》被停止发行之后，“一片红”的邮票选题处在重新修改或重新创作的紧锣密鼓的状态之中。那么是否有可能《扛牌游行图》是在《全面胜利》被停发之后作为“一片红”的一种新的修改创作稿呢？如果这个可能存在，那么《扛牌游行图》在撇开《全面胜利》后挤身“‘一片红’第一稿”的身份尚能勉强成立。但回答却是否定的！因为《全面胜利》被停发的原因是出现了毛主席的画像，重新创作或修改稿不得出现毛主席的画像是修改或创作的第一要求，因而这半路杀出的《扛牌游行图》有“毛主席挥手”的设置，就绝对不可能是《全面胜利》之后《一片红》的图稿。

　　三、《扛牌游行图》身份的推估

　　那么万维生的《扛牌游行图》到底是一幅怎么样的邮票画稿呢？笔者推估有如下三种可能：

　　1、《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邮票图稿

　　1967年12月15日邮电部邮票发行局拟订了一个《1968年邮票发行选题计划》，计划上首当其冲的一套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邮票选题，全套12枚：其中有“5·16通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红卫兵串联”和“革命委员会成立”等等文革有代表性的事物事件，从《扛牌游行图》的内容上来看，是符合“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枚邮票的选题要求的。但由于文革的极度混乱与无序，1968年选题计划中的几十个选题除了《南京长江大桥》在隔年发行外，其余无一兑现。万维生可能为上述选题创作的《扛牌游行图》为此束之高阁。但“文革”的“革命委员会成立”是一个此起彼伏的长时段发生的现象，上指一个省，下指一个县、一个厂、一个公社。而“一片红”是“全国省级革命委员会全部都成立”的“最高潮”。前者是一个“泛指”，后者是一个“特指”，二者是一个有重要联系但又有所不同的概念。因此“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邮票画稿是不能视为“‘一片红’邮票第一稿”的。

　　2、《全面胜利》的落选稿

　　1968年9月6日晚上，万维生与邵柏林多人等连夜集体创作了《全面胜利》的同时，自己还创作了《扛牌游行图》，但最后被选定或选上的是《全面胜利》，而《扛牌游行图》成为落选稿，但这种可能性较小，上述新闻中已经透露《全面胜利》是连夜赶画的，万维生在时间上难再有空间。那么是否有可能在1968年9月6日之前，万维生已经为“一片红”一事事先画好了邮票图稿。这样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因为文革中几乎所有的“特大喜讯”，包括“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一片红”等都是从“红色电波”突然传出的，事前一点预告也没有。《全面胜利》之前的《文13·毛主席最新指示》就是在听到广播后连续奋战一天一夜设计和印刷的。由此《全面胜利》的落选稿只能是落选稿，是不能当成“‘一片红’的第一稿”的。

　　3、万维生在1967年至1968年9月6日之前的个人创作稿

　　此间万维生处在大学毕业工作十年的青春旺盛期，精力充沛又充满革命豪情与激情，平时可能自行创作一些文革题材的邮票画稿。他自己也回忆说“邮票发行局就位于东长安街边，整天目睹各种各样的队伍游行报喜，敲锣打鼓，高举各种旗帜、标语和宣传画，攘攘而行，”于是他可能挥动画笔，进行邮票画稿的创作。但这样的个人行为的画稿也是不宜命名为“‘一片红’第一稿”的。

　　综上所述，万维生个人创作的《扛牌游行图》邮票画稿是一件在特定时段的邮票画稿，也是研究文革票的一份有价值的历史参考资料，但它不是“一片红”的第一稿，至少不是“一片红”正式的第一稿。“一片红”正式的“第一稿”只能是集体创作的《全面胜利》而非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