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1999年9月10日的《中国集邮报》（总412期）上发表了一篇参观遵义会议会址的散文——《遵义那座楼》，主要是惊讶于对该楼的原色和邮票上的颜色的不同。没想到最近翻看了有关1971年7月1日发行的编号票12——20《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的档案资料，惊讶地获悉许彦博在设计这套邮票的“遵义会议”初稿时，采用的是玫瑰红。笔者同时还发现了些许有关这套邮票的秘闻。

　　据档案披露：这套邮票的审看和审查的高层人物之多，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极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它首先由交通部（当时邮政总局划归交通部，邮票由该部负责发行）送国务院业务组，接着由业务组成员粟裕亲临交通部，传达国务院业务组的负责人的意见：同意邮票表现的内容，但对颜色有意见，农讲所的颜色很好，遵义会址用玫瑰红不好，延安一图黄颜色太深了，天安门应该金碧辉煌，红旗要红亮。粟裕还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党的50周年要加强宣传，邮票要印国际邮资面值，要使来华国际友人能贴党的50周年邮票寄信，也起到宣传作用。要把邮票图案送中央政治局会议，请政治局同志审查。邮票设计人员根据国务院业务组的意见进行了修改，然后把修改稿送交中央办公厅。6月14日，粟裕写信给交通部，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对建党50周年邮票的意见：“已送给中央政治局各同志看过，并经李先念副总理口头同意，可以发行。”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其中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刘伯承、叶剑英、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等，以及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除了王洪文）。

　　另据当年的印刷单显示，这套邮票的最后三枚，即编号18——20的连票，有两种印刷版式，由此揭开了编号20的印量之迷。因为三连张采用52X31毫米的票幅，整版必须是40枚（10X4）。开始印三连张时，左边空了一行票位，整版实际上是36枚（9X4）。在邮票发行后的7月22日，邮政总局决定在原定的1亿2千万的总印量上，再增印4900万枚。为了节约纸张，又在三连张的左边加印了一行第3枚（编号20），所以编号18——20的三连张有两种版式，因为第二种版式造成编号20的印量多于编号18和编号19了。两种版式形成的特殊差异是新中国邮票史上绝无仅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从1996年的版本开始标出两种版式，（在此之前一直标出的是10X4的一种版式）但仍没有标出编号20的真正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