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美协副主席黄永玉在中国画坛上被称为“鬼才”。10年前，他先后为家乡湘西的湘泉集团设计了造型别致的“湘泉”和“酒鬼”酒瓶，尤其是“酒鬼酒”的陶瓶立意孤绝，妙手天成，为酒客和收藏者所钟爱。据媒体披露，湘泉集团向永玉分付两只酒瓶的外观设计费1800万元。黄永玉在学术与市场上也兼能春风浩荡，其画作每尺3万元，书法每尺1万元，从而成为当今画坛“暴发户”。他在京城营造的豪宅“万荷堂”，占地15亩，蓄水种荷，四周回廊，更有飞檐高阁，朱栏玉砌，十分气派。

　　如此盛名的一位画家，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厦门集美求学时，却有两位莆籍美术老师，一位是仙游县的黄羲，一位是莆田县的朱成淦。1999年5月，黄永玉在上海《文汇报》的副刊“笔会”上发表《示朴琐记》一文，深情地回忆这两位老师对他的栽培与教诲。

　　黄羲（1899—1979），自幼嗜画，14岁师从李耕，后随李霞游艺于苏、杭、沪等地，1924年考入上海美专，毕业后到新华艺专进修，学成后执教于仙游县中学、杭州美专、集美美专、上海美专等校。

　　在黄永玉的眼里，黄羲是一位瘦而黑，留着微微上竖西式长头发，操着约带点仙游地区腔调普通话的老师，但声音温婉，听来舒服。

　　黄永玉在文中回忆说：“他用了不少课时讲笔墨。铺张纸在桌上，又是墨又是水的讲笔墨浓淡交错效果，浓先淡后如何，淡先浓后又如何，很抽象……他让我们照着他的办法做，品味品味自己做不做得来。他说，凭这些笔墨水分在纸上来来去去，甚么具体东西都不画，懂得到它的妙处，就算是悟得笔墨了。到时候你再写山水花鸟人物时一定就快乐得多。他画了一些山水花鸟让那些同学去临，单叫我和姓郑的同学到他屋子里去看他画人物……黄羲先生给我们两个人讲了些人物画规律的问题。头发、胡子、衣褶、面容染色步骤……我记得点滴不漏。”

　　黄羲先生还给黄永玉开过“小灶”，在一次校展上，黄永玉画了一张《屈原行吟图》，黄羲在图上添画了芦苇和江波，并题上鲁迅的两句诗：“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

　　后来黄羲因打了话多讨嫌的图书馆管理员徐某，被叫到校董办公室去挨训，心里不好过而悄然离去学校，使黄永玉“难过得也想打人”。

　　朱成淦（1914—2001）于1934年考入厦门集美高中艺术科，毕业后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深造，有幸得到徐悲鸿、张大千、张书旗、高剑父、吴作人、吕斯百、傅抱石、陈之佛等一大批国内著名画家的授教，尤其是受到岭南派画家高剑父的精心栽培，成为高剑父的高足。1937年7月7日爆发了芦沟桥事变，他没有等到毕业就回到集美的母校执教，因之他成了黄永玉的老师。

　　黄永玉在《示朴琐记》文中回忆说：“朱先生住在一间小屋子里，他画油画，也跟我们大讲高剑父、高奇峰。经他这么一讲，看着几本高氏的画册，一页又一页地翻了又翻，毛笔在纸上梯梯突突，有种拳打脚踢的印象。朱先生喜欢得不得了。他宗的就是高剑父，画和字走高剑父的路子；要说岭南派，他应该也是一份子，是不是一定要广东人才算岭南派？”黄永玉还在文中说：“朱先生心地纯良，两只眼睛像母鹿一样看着你，对你说话。又心甘情愿地为学校剧团画布景、编壁报。我们的壁报可不是普通孩子们玩的壁报，每晚有专人收听国际和国内无线广播新闻，第二天这些新闻和有趣的图画穿插便出现在专门的壁报墙上。轮班带上耳机收听广播，画插图和军事进展形势图，朱先生都有份的。”

　　从黄永玉的回忆里，我们可以看出朱成淦的一片爱国之心。朱成淦在繁忙的教学之余，还拿起刻刀创作了一幅幅抗战题材的版画，并结集出版了二册，刊发全国。他还动员黄永玉学木刻，并用钢笔在永玉的速写本上工整写下野夫、陈烟桥等几位左翼木刻家的名字，指引他向他们联系，而且又介绍黄永玉参加东南木刻协会。于是黄永玉“试着一幅幅刻下去，刻了就拓印”。而朱成淦“像只老母鸡带着身边刚出壳的唯一的小鸡，四处显颜色给人家看”，把黄永玉的第七、第八或第九幅作品寄到沙县宋秉恒的《大众木刻》杂志上发表了。对此黄永玉十分感激地说：“从此我知道世界上有一种艺术叫做木刻，木刻界有许多杰出的木刻家——野夫、陈烟桥、李桦、黄新波……连同我知道的漫画界的张光宇、张正宇、张乐平、陆志庠、叶浅予、华君武、张仃……我觉得肚子里的知识学问饱和得不得了了。”

　　1942年，朱成淦因慕名留法回国的著名画家谢投八，离开集美前往永安的福建音专进修西画，次年又因母病重回家，从此一直投身于家乡的教育事业。他一生创作万余幅作品，只因他淡泊名利，退休后隐居乡村，以致他的画名在国内鲜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