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徐悲鸿受聘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全家由上海迁居南京丹凤街中央大学宿舍。住屋是一幢两层的旧式楼房，共住有四家教授，徐居住四间房子，蒋碧薇的父母也与他们住在一起。由于拥挤，徐悲鸿总到艺术系画室去作画。后在钱昌照等朋友倡议帮助下，徐氏聚积卖画所得，于１９３２年在南京付厚岗六号造了一座带有画室的公馆。

　　徐公馆于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建成，是一座精巧别致的两层小楼，有客厅、餐厅、卧室、画室、浴室、卫生间等，前后还有宽敞的庭院，院内有两棵高大的白杨，四周用篱笆筑成围墙。徐悲鸿搬进新居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年后国难深重的严冬，徐氏不忘国耻和居安思危，便将新居取为“危巢”。他在《危巢小记》里写道：“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义也。”但蒋碧薇认为此名不吉利，不久便被取消。蒋碧薇将公馆布置得一派法国气氛，给人以雍容典雅之感，庭院梅竹扶疏，桃柳掩映，令人赏心悦目。可舒雅的环境未能给徐氏带来快慰，反使徐氏郁郁寡欢，愁肠万结。

　　徐、蒋是江苏宜兴人，是从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聘娶，性情不甚融洽，以后差距愈大，此时蒋碧薇醉心于应酬享受，徐悲鸿则潜心于授课与绘画艺术。由于事业上没有共同的语言，生活上得不到应有的爱抚，徐悲鸿常处于一种郁郁苦闷之中。在他精心任教之时，对女弟子孙多慈的才能颇为欣赏，常常课外点拨，师生感情甚笃，不久坠入爱河。悲鸿刻一印章曰“大慈大悲”，即暗合二人名字在内。事后为夫人闻之，大肆吵闹，孙父对女儿行为也极力反对，不许悲鸿与其女来往，弄得满城风雨。

　　在新居落成之时，孙多慈特购枫树苗百株作为点缀庭院之用，也为祝贺老师新画室的建成。但事机不密，又为蒋夫人得之，怒不可遏，嘱佣人将树苗尽折之，做炊火之薪。悲鸿异常气恼，但慑于夫人之怒，忍气吞声，悲痛之余，乃颜其室为“无枫堂”，并刻“无枫堂”印章以抒郁愤和不忘多慈。那一时期他的画也常以画枫树为景，每画必钤上“无枫堂”印章，以示怀念这一隐痛。此后徐蒋关系每况愈下。

　　急雨狂风势不禁，
    放舟弃棹迁亭阴。
    剥莲认识中心苦，
    独自沉沉味苦心。
    小诗录似 少陵道兄。
           悲鸿。

　　这是悲鸿在隐痛中写的一首诗，显然不是为好友王少陵写的。王少陵居纽约，一直将徐氏的手迹诗悬挂在客室中，知情者一看便知这是写给一位心爱的女性。据王少陵说，徐、孙二人分离多年仍有书信不断，当年王从大陆回美，临行前向悲鸿告别，悲鸿正在画室内写这首诗，得知王即回美，悲鸿要画幅画送他纪念，因赶飞机来不及了，王兄便要了这首墨迹尚没干的诗，徐说这是写给孙多慈的。后来孙多慈每次从台湾去美国，去见王少陵，每次见到挂在墙上玻璃框中的这首诗，都心酸落泪，她知道这是悲鸿写给她的。

　　孙多慈后来嫁给了许绍棣，婚后十分后悔，二人间从来没有感情，年龄也悬殊二三十岁，经常口战。许绍棣是坚决呈请国民党中央通辑“堕落文人鲁迅”的党棍文人，在其妻生病期间，许又看上了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答应王和达夫离婚后娶她。但王与达夫离婚后许又看上了更年轻貌美的孙多慈。孙多慈爱徐悲鸿，但徐却无法和蒋碧薇离婚；许绍棣的元妻已死，在许的追求下，孙多慈嫁给了他。婚前孙以为许一定是位有学问的人，婚后才知许实为无知之辈，在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下，孙只有认命，后来便随许到了台湾。但她一直看不起许，更加思念徐悲鸿，经常借故从台湾去美，住在女物理学家吴健雄家里，也多次去王少陵家，每次见到悲鸿的诗，都忍不住落泪，感叹很久。

　　１９５３年９月，孙多慈去纽约参加一个艺术研讨会，正在画友们见面高兴之时，突然传来徐悲鸿逝世的消息，孙多慈听后就昏厥过去，待清醒时痛苦不止，面色惨白。她一生只爱徐悲鸿，当时表示要为悲鸿戴孝三年。后来果然当着许绍棣的面为徐悲鸿戴了三年孝。由于长期郁悒，孙多慈不久也染病，后在美国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