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轮猴票到底发行了多少枚 1980年以前，一般的纪特邮票印量，一个图案不过三四百万枚。由于这是中国生肖邮票系列的第一枚，原拟发行 800万枚。后鉴于集邮活动刚刚恢复，人们的集邮意识尚未从冻僵的麻木中苏醒过来，不宜贸然加大。经反复权衡改为 500万枚。加之印刷上遇到的麻烦，成品率比较低，经验收合格票仅为 4431600枚。就此打住不再印制，这就为日后猴票价格飙升埋下了伏笔。
由于多年没有印刷雕刻版套影写版的邮票，库存雕刻油墨年久干结，上机后太黏稠，机器走不起来，加稀释剂和调和油太多，则墨色不黑。工人想了个补救办法，往雕刻墨中加铅印墨。但铅印墨不是邮票专用快干墨，机器是走起来了，但终端成品一经叠摞，则出现互相粘连挂脏现象。
为了解决晾干问题，邮票库临时搭建了许多类似养蚕的晾票架。每架五六层，每层七八摞，每摞 20版用来晾干成品票。即便如此，它的背胶部分还有许多粘黑挂脏。这也成了日后鉴别猴票真假的另一诀窍。
作为猴票自始至终的参与者、亲历者，猴票的增值固然与发行量少有关。但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画家、设计家和印刷工人的心智投入极大地提高了邮票艺术的含金量。
黄永玉猴票小草图与陈岩的收藏 1979年1月25日，黄永玉托陈岩到颐和园藻堂送一份文件。中国画研究院的筹备处设在那里，当时的谷牧副总理邀请了全国著名国画家共商复兴繁荣中国画的大计。
黄先生随手拿了一张“明信片”，就在它的背面画了个去藻堂的路线图，陈岩揣起就出发了。后来陈岩就把这张“明信片”忘掉了，直到春暖花开换洗羽绒服时，一摸兜发现了那张路线图，翻过来一看，竟是黄先生为设计猴票手绘的效果图。陈岩是搞收藏的，深知它的珍贵，不禁喜出望外，如获至宝。时隔六年，当我又去约黄先生画《白鹤》邮票时，适逢陈岩也在，提起这段趣闻佳话，大家不胜感慨。后来黄先生要陈岩拿来那张小草图，并在上面题写了：“此稿为余之初稿，重睹是图时余等方自风雨中过来，衣衫尚湿也。”
“时间表”的证明 1979年1月1日，我去看望黄永玉先生并约稿。
1979年1月9日，我去黄永玉先生家取猴票手稿。
1979年3月1日～15日，邮票发行局派薛铁、于名川、吴凤岗赴香港了解筹办邮展事。
1979年4月21日，吴凤岗编写《参考资料六》，谈“香港生肖邮票和生肖金币———兼谈今年发行和全套发行的利弊”。
1979年 6月 9日，部邮人字第 431号文：任命宋兴民为邮票发行局局长，周保昌、曹双禄、王醒华、倪贯一为副局长。
1979年 9月 8日，设计室开会，宋兴民宣布孙少颖为设计室主任。
1979年 10月 25日，孙少颖宣布设计室成立三个组。设计组组长李印清，雕刻组组长赵顺义，综合组组长孙经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