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博藏画展”是向建党80周年和建军74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同时也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地了解建国以来革命历史画创作的历程。它们不仅在主题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史，而且在艺术上代表了新中国美术发展的最高水准。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举办的“纪念建军30周年全国美展”，它成功地调动了全国画家的积极性，为促进革命历史画创作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像董希文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莫朴的《南昌起义》、高虹的《转战陕北》、张文新的《工程列车》等优秀的革命历史画作，均是这次展览涌现出的精品。1958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建成，这些画作又成了军博藏画中最早的一批。40多年过去了，军博馆藏的书画精品已发展到近2000多件，现代化的管理和设施也使这些文化产物有了一个良好的藏展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反映历史的画作自身也成为了历史，它们诞生的经过已鲜为人知。本文试图以几件作品为个案，通过有关资料和追踪采访，展示它们背后令人难忘、发人深省的故事。

                                    一

    《开国大典》是董希文先生家喻户晓的名作，但人们或许不清楚，在他为数可观的重大主题和历史画创作中，他自己最喜欢的却是藏于军博的这幅《红军不怕远征难》。1955年，董先生有机会随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制组重走长征路，使他对红军当年的艰难困苦和英勇无畏有了切身的体验。这次旅行写生，董先生肩背二十多斤的画具翻雪山，过草地，历时整整半年。由于是和摄影队搭伙走，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行动，因此，常常是别人休息、宿营时，倒是董先生开始工作的时候。为了不放过一个好的场景，他有时骑在马上边走边画；有时一手拿着干粮用餐，一手拿着画笔写生；有时还站在雨中作画……他沿途画的250多幅写生，多半是这样钻空子画成的。今天，我们从董先生在大渡河铁索桥下写生、在雀儿山上骑骡远眺、娄山关下身着戎装等一批照片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环境的艰苦和董先生的执著与勤奋。

    当时任董希文画室助教的靳之林教授著文对《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创作经过曾做了详细的记载：他由长征路线回来，很快地完成了素描草图。但我看他绷好画布以后却迟迟没有动手制作，在他的画室墙上钉了几块杂志大小的纸块，每块纸上他用各种不同的油画颜色刷着两三块色标，过了几天我又去时，发现其他纸块都不见了，只剩下一张纸上刷着普蓝和黑色两块颜色，在上面点了一小块橘黄色。他说：“现在可以动手画了！”我问为什么？他说：“现在我找到了画这幅画的色彩表情。这幅画要用版画的形成来画。用普蓝为基调，黑色勾线，再点出象征光明胜利的橘黄色篝火。这幅画的主题是红军战士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坚强崇高，最困难的物质生活和最大的乐观主义精神的对比。在普蓝和黑色中，我找到了困难与坚毅的配合”他认为：在油画色中普蓝是最痛苦的，黑色是最刚强的。他又说：“一幅画的色彩表情很重要，人有人的表情，色彩有色彩的表情，一幅画离老远还看不清人的表情的时候，就先看见了色彩的表情，让你产生情感上的反映，可见色彩表情是很重要的。”

    在“文革”期间动荡的岁月里，大批革命历史画作由于其内容或作者的关系，都难逃厄运，《红军》一画也未幸免。此画后来辗转到时在解放军画报社工作的画家高泉手中，高泉是董先生的高足，他自然知道该画的价值，因此，《红军》在画报社有了暂时的“居所”。但是好景不长，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一时间人心惶惶，人们纷纷将贵重的东西从屋里抢出，放在临时搭建的地震棚内。高泉也将《红军》从画室里抢救了出来，但要给宽3米、高2米的油画找个安全的地方，实在太困难了。万般无奈下，高泉只得将画小心地放在自家的防震棚的最里层，使它安然度过了那段混乱时期。“四人帮”倒台之后，高泉调到军博创作室工作，《红军》一画又回到军博。高泉对这幅劫后余生的画十分钟爱。在他主持整理、修复历史画期间，对此画特别关注。经过精心修整，《红军》显示了它原本迷人的风采，并成为军博藏画中的精品。

    重睹董先生的原作，脑海里又回想起他的一段名言：“一幅好的创作，不仅要从画面看到过去和现在，而且能给观众留有联想的余地，能预示到将来。”

                          二

    在展览的开幕式上，聚集了很多德高望重的老画家。军博创作员孙立新发现，在《工程列车》一画前，站着一位气质优雅的老人，他扳着手指，正在计算着什么。孙走近去仔细一看，此翁原来是此画的作者张文新先生。老先生激动地问孙：“你知道我画这幅画时多大吗？”未及孙开口，他又不无得意地说：“28岁，多年轻呵！”

    五十年代中期，新兴的共和国到处回荡着建设者嘹亮的歌声。在这群朝气蓬勃的大军中，活跃着刚从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转入建设行列的“最可爱的人”，他们传奇的经历和火样的热情，深深地感染着同样年轻的画家。这幅画最初的构思诞生于1954年的秋天，为此，张文新提着画具，身上揣着北京市委宣传部的介绍信开始了旅行写生。他沿着建设中的京沙线，每天在枕木上行走。风镐的轰鸣声，劳动的号子声引领着他，张文新的速写本上留下了一批质朴而热忱的形象。在反复的推敲与修改过程中，构图由最初的青年建设者进一步具体为以转业军人为主体的群像，更加鲜明、贴切地反映了时代特征与精神风貌。1955年，在中央美院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的创作课上，张文新的草图受到了马氏的首肯，这位苏联著名油画家很喜欢这张画的构图。但张文新没有马上动笔，他觉得画中的人物还没在自己的心中成熟起来。

    1956年夏，张文新参加了全国文联组织的作家艺术家西北参观团。在西行的列车上，他激动不已，常常从专挂的软卧车厢爬到货车上画写生，那些挤坐在敞蓬车厢内的人们，他们的动态和神情，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状态。虽然这次旅行画的速写不多，却很有启发意义，开拓了张文新的思路，《工程列车》的画名就是在这次参观的路上产生的。张先生回忆说：“回京后，适逢筹备、征集建军30周年美展的作品，我便去找总政负责此项工作的黄丕星同志，向他说明了自己的创作主题和计划，并希望得到经济上的支持。没想到，黄丕星二话没说，给了在当时多得让我目瞪口呆的经费。于是，我又活跃在全国各地大型的铁路建设工地上。”

   《 工》画酝酿的时间比较长，前后画了十几张变体画，数不清的速写、习作和草图。在最后画布上的制作阶段，还根据定稿中的人物动态，安排模特在画中所需要的光线下进行写生。为了表现山间清晨的光感，张文新避开了强烈的外光，而在画室银灰色的顶光下画模特。画面左边的一棵松树，也是他不止一次地去颐和园选取最美的松树写生得来的。当然，最令人难忘的，自然是那位身着旧军装，斜依在车厢边的年轻人。他回眸的神情里，使人既联想到刚刚熄灭的战火硝烟，又想见那未来的建设热潮。这幅历时两年多时间创作的《工程列车》，不仅是当时油画创作上出类拔萃的作品，而且塑造了一个浓缩着时代背影的形象。可以说：在这个年轻转业军人的身上，凝聚了一代人的精神风貌和理想追求。

    在京郊 “八仙别墅” 张文新的画室里，老画家神采奕奕地接待了我。他走路一阵风，73岁还亲手做画框。在谈及上述起往事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好啊！”而此刻的我，却沉浸在他们年轻时代的热情与真挚之中。

                             三

    在京郊小汤山上苑村，我见到了中央美院的老教授尹戎生先生。谈起他这次展览中的两幅画，尹先生的语速明显变快了，激动的情绪溢于言表。

    我们的谈话是从《暴风骤雨》开始的。当时，尹戎生受领创作任务后压力特别大，其一 ，表现波澜壮阔的土地革话中，尹先生不时把准备好的有关资料、草图、写生展示给我看。最初的构思是农民欢天喜地分浮财的场面，但是，尹戎生觉得做为反映土地革命题材的历史画，还是斗争地主的场面更典型。因此，他知难而进，最终把构图确定为现在的样式。尹先生说：“当时的历史命运动，必须具备驾驭宏大场面的能力和娴熟的造型能力；其二，尹戎生的老师王式廓先生的《血衣》已经成为表现土改题材的经典，如何在相同的题材上画出自己的特点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尹戎生在与军博的领导、专家反复讨论后决定，将画面表现的地点和环境定在陕北，这样在地域上和王先生的《血衣》（华北地区的土改运动）有所区别；在情节的选择上，抓取了“入场”这一情绪激昂的典型瞬间，避开了《血衣》中“控诉”的高潮。谈画创作都是非常严谨认真的，《暴》画前景中的地契、账本都是根据实物对景写生的。这些东西是我走后门从从革博借来的，因为我曾给他们画过《烧地契》，知道他们有实物，而且关系也很好。画中的女主角，是以当时八一厂的名演员杨亚琴为模特画成的，她在电影《苦菜花》中曾扮演过娟子。因为生活中的写生不可能再现当年的情绪，于是，我只得求助于有经验的演员。杨亚琴很配合，前后到我画室来了好几次。当时的军博美术创作员许宝中长的比较胖，我就说委屈你了，你给来一个地主的造型吧。我看他有些不乐意，就补充道，脸不用你的。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为我的创作解决了不少问题。”

    《夺取全国胜利》的构思是在《暴》画的后期制作阶段产生的。那时，“四人帮”刚粉碎不久，“文革”中遭迫害的老帅逐个平反。自幼就向往军营，并以未能成为军人为憾事的尹戎生，决定为这些在革命事业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领袖、将帅们画一张群像。他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向革博的有关专家请教，但始终没有查到在同一时间里，毛泽东与他想要表现的开国元勋们在一起的记载和回忆。于是，顶着异议，尹戎生将他敬爱的老帅们与毛泽东安置在西柏坡的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当他将草图送给住院的妻子看时，同为画家的妻子向他建议：“听说邓小平要第三次复出了，你应该把他加上。”在《夺》画的修改、深入阶段，形势果然发生了变化，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了。但对于历史画能不能虚构，人们依然议论纷纷。于是，尹戎生只好把素描稿拍成照片，委托时在革博工作的徐海东大将的儿子徐文博设法转给小平同志审阅，并同时向他请教了两个问题：一、当年在西柏坡毛主席是否与画中的人一起开过会议。二、艺术家能否为了主题的表现和需要去虚构和创造。没想到，答复很快就转达了下来。邓小平肯定了此画，并明确回答了画家的提问：一、没有这样一次会议。二、艺术家完全有创造的权利。谈起这个小插曲，尹先生哈哈笑着十分得意。在后来的创作过程中，许多老帅的家属和子女都到尹戎生的画室来看。一些人给他提供了保存多年、鲜未人知的照片，有些子女还为画家做模特。康克清看了画后，高兴地说：“画得好，画得像。”由于这幅画反映了人民对老帅的崇敬心情，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因此展出之后，好评如潮，光单页宣传画的印刷量就十分惊人。后来，在为军博复制这幅作品时，要求加上刚刚平反的彭德怀与刘少奇。尹戎生又对该画进行了再创作，人物有了很大的调整，形象的刻画上更加自如、深入。

    谈到最后，尹先生说：“这幅画使我对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更令我欣慰的是老百姓的喜爱。”这些话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甚至有点老生常谈的味道。但是面对尹先生，这位率直而真诚的老人和他那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画作，我依然被他的话语所感动。


    漫步在展览大厅里，面对那些熟悉而又亲切的画面，耳边依然回想着老先生们动情的声音。我想：今天，我们在美术创作上呼唤力作，期盼精品，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与眼前的这些作品相比，它们似乎总是缺少些什么？是我们的技术退步了？还是我们的心态浮躁了，责任心、使命感消解了呢？这些问题是应该值得我们深思的。 （许向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