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讲出新的“第一图稿”
事实：此图稿非彼图稿
万维生先生在自己所讲的“故事”，把自己的1幅画稿当作“一片红”邮票的“第一图稿”，并放在“万维生邮票艺术馆”中对社会进行宣传。这幅画稿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也引发了人们的质疑。经过讨论，人们有理由确信，这幅画稿不是“一片红”邮票的第一图稿。”请看：
证据一：邮电部军管会的报告。1968年9月27日，中央召开宣传工作会议，部署了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根据这次会议精神，邮电部军管会当天就决定停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和《毛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们的重要题词》两套邮票。“全面胜利”邮票停发后，根据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设计者和邮票厂工人共同研究，又对邮票图稿进行了修改并打出样票，于1968年10月8日以邮电部军管会的名义向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作了报告。报告称，“根据中央首长9月27日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重要指示，我们在邮票宣传工作上立即进行了研究和改进，最近邮票设计人员和工人同志共同设计，以工农兵为形象，热烈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第一枚新的邮票图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我们准备向全国大量发行。”并附样票4枚（四方连）。这枚邮票，就是俗称“大一片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也即“一片红”邮票的第二稿。从该报告可以看出，这枚“大一片红”邮票的前身，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的第一稿，而不是其他什么画稿。
证据二：万维生先生的自述。2001年5月31日，在中国邮票博物馆召开的《中国邮票史》（第7卷）书稿终审会议上，万维生先生“语惊四座”，说“未发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根本不是《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的第一稿，真正的《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的第一稿由他本人收藏，没有亮相过”。《中国集邮报》转引他的话说，“实际背景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是计划于1968年10月1日发行的党的'九大'邮票，由他、邵柏林和尹定邦设计；由于种种原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没有发行”，虽然万维生先生前面的话尚存疑义，“九大”邮票后来也没有发行，但毕竟承认了“全面胜利”邮票的第一稿（也即“一片红”邮票的第一稿）是由他和另外2人共同设计的。2003年2月，万维生先生还说“领袖像是另两位同志画的，我只画群众游行部分”。万维生先生虽然现在不承认“全面胜利”邮票是“一片红”邮票的第一稿，但毕竟也承认了“全面胜利”邮票的图案是“他和另外2人共同设计的”、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形象的那一幅，而不是最近拿出来的自己所说的这一幅。
证据三：两枚“第一图稿”的比较。从前面的分析得知，“全面胜利”邮票就是“大一片红”邮票的第一稿，连万维生先生也曾承认过这个事实。拿这枚邮票图案与万维生先生的“第一图稿”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前者与“大一片红”邮票的相同和相似之处要远远大于后者。“全面胜利”邮票图稿上的工农兵形象和姿势、位置，悬挂标语的气球，游行队伍和旗海以及行进方向，其画法与“大一片红”邮票几无二致，连“中国人民邮政”铭记、面值的字体和相对排列位置也是一样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全面胜利”和“大一片红”邮票的下方，都有横贯邮票的醒目的红底白字票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再看万维生先生拿出的“第一图稿”，工农兵和游行队伍的画法、方向与“大一片红”邮票截然不同，天空中也没有悬挂的气球，面值的字体和相对位置也迥异于“大一片红”邮票。更重要的，是图案下方并没有票题文字。现在出现在画稿下方纸边上的钢笔字：“'全国山河一片红'第一稿”、“一九六八年画”、“万维生”，显系后来所加，因为，当时邮票是“北京邮票厂的工人和邮电部邮票发行局的设计人员”共同设计的，当时专业邮票设计人员被贬为“臭老九”和“带菌的人”，“那日子人心惶惶”（见万维生《我画邮票的故事》），“一有闪失，很容易被上纲上线，划黑线戴高帽”（见《天津集邮》2003年第3期《“一片红”三原稿落户泉州》），设计者是绝对不敢斗胆在邮票图稿上签上自己的大名的，更不可能预知图稿会被退回而成为“‘全国山河一片红'第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