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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红”的故事未必真实
[藏点 CangDian.com 中国艺术品收藏门户]  2006-12-30  中邮网  郭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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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邮票设计家万维生先生“语惊四座”(见《中国集邮报》2001年6月22日总594期),爆出他手中的1幅画稿是“一片红”(全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的“第一图稿”后,集邮界闹得沸沸扬扬。这幅画稿作为福建泉州“万维生邮票艺术馆”的“镇馆之宝”亮相后,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些社会媒体乃至邮报、邮刊不经调查,盲目跟风进行追捧,误导了广大的集邮者和社会群众。此后,万维生先生多次口述或撰文讲述“'一片红'邮票的故事”,诸多邮报、邮刊均有报道,万维生先生所作《我画“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故事》(见《集邮》增刊第8期)及所著《我画邮票的故事》(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3月版)中亦有述及。《中国邮史研究》2003年第2期曹朝《珍邮“一片红”三幅设计图稿在泉州首次亮相》、第3期吴荣先《万维生自述“一片红”邮票故事》及《“一片红”邮票,说不完的故事》、林招伧《给<大小一片红邮票的秘史>提个疑问》、第5期肖高键《听万维生讲“一片红”的故事》等文章,均以肯定的语气对万维生先生讲的“故事”进行了介绍和宣扬。

    因为事关“文革”时期的邮票史,应该严肃对待,一些有识之士迅速提出了质疑。2002年7月27日《集邮报》发表了黄继光先生的《“全面胜利”与“一片红”无关吗?》,2003年《长春集邮》先后发表了魏裕民先生的《质疑新出现的“一片红”邮票第一图稿”》(第5期)、《破解“一片红”邮票的发行之谜》(第11期)和黄继光先生的《“让史实讲话”与“'讲话'代替史实”》(第7期),《北海集邮》2003年总第19期(特刊)发表了笔者的《到底是哪枚邮票的图稿?》;《中国邮史研究》2003年第3期也发表了黄继光先生的《“一片红”研究并未“划上句号”》和郑启五先生的《一片红“三图稿”的“全面”研究》;魏裕民先生后又在《天津集邮》2003年第5期和第6期连载发表了《还“一片红”邮票图稿的本来面目》,该文论据充分,对万维生先生的“第一图稿”进行了全面的质疑。

    魏裕民先生是《中国邮票史》第8卷的撰稿人,该卷记叙了自1966年5月“文革”开始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2年间中国邮票事业曲折发展的历史。该书在编撰过程中,曾作了大量艰苦的、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大量的档案资料和邮政主管部门的发行文件,对“文革”邮票进行了全面的“正本清源”。笔者也是该书的编委,曾数度审看书稿,并与撰稿人进行过讨论,认为该书的编撰是严谨的、尊重史实的。“一片红”邮票的发行经过,在书中有翔实的记叙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实,万维生先生讲述的“'一片红'的故事”,特别是关于“第一图稿”的“故事”,是不真实的。

    “故事”:“全面胜利”与“一片红”无关

    事实:两枚邮票为同一事件发行

    经过多年来人们对“文革”邮票的研究,“全面胜利”(全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图稿即是“一片红”邮票的第一图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为了使自己拿出的画稿能够被承认为“一片红”邮票的“第一图稿”,2001年5月31日,万维生先生在中国邮票博物馆召开的《中国邮票史》(第7卷)(笔者注:《中国邮史研究》2003年第3期中,郑启五文中误为“《中国集邮史》”,林招枪文中误为“《中国邮史》”。)书稿终审会议上“语惊四座”,说“全面胜利”邮票与“一片红”邮票“无关”(见《中国集邮报》2001年6月22日总594期《万维生说“全面胜利”与“一片工”无关》)。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明,“全面胜利”邮票与“一片红”邮票绝非无关,而是关系极为密切。请看:

    证据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1968年9月5日,继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后,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同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968年9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并把这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从当时的政治涵义来讲,二者是一样的,只不过后者更为通俗,更为形象。

    证据二:邮电部军管会关于发行邮票的通知。1968年9月24日,邮电部军管会以(68)革生字第6号文件下发各省、市、自治区邮电管理局革命委员会(抄送上海、天津、重庆、北京市邮局革命委员会)《关于发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毛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们的重要题词>邮票的通知》。内容除叙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重大意义外,特别说明“为了纪念这个大喜的事件,纪念这个具有世界革命重大意义的事件,定于1968年10月1日国庆节发行一套全国一片红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纪念邮票。”(注:重点为笔者所知,下同。)从《通知》可以看出,“全国一片红”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均是“大喜的事件”、“具有世界革命重大意义的事件”,为了纪念“全国一片红”,才发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纪念邮票。附图为该《通知》的草稿。

    证据三:《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的报道。1968年9月8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头版均刊载了综合报道《盛大的节日,巨大的鼓舞——记首都人民热烈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报道稿中除了各省、市、自治区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内容外,还提前披露了“全面胜利”邮票将要发行的消息:“为了永远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北京邮票厂的工人和邮电部邮票发行局的设计人员连夜奋战,设计出大型彩色纪念邮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画面呈现出全国亿万革命群众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喜庆景象。”从中可以看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的画面内容,就是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

    根据以上几点就足以说明,“全面胜利”邮票和“一片红”邮票,都是为了纪念“各省、市、自治区建立革命委员会”,有着相同的发行目的,都是为了庆祝“全国一片红”这一事件而发行,两枚邮票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绝非万维生先生所说的“无关”。从发行意义上讲,两枚邮票甚至可归为1组邮票,甚或是几易其稿的1套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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